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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河豚是一种美丽而致命的诱惑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河豚

安庆晚报 2012-10-20 18:26 大字

[摘要]苍 耳

 

河豚是一种美丽而致命的诱惑。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河豚却暗示了某种禁忌。

 

民间有所谓“年年吃河豚,年年吃死人;年年吃死人,年年吃河豚”之说,足可见它毒杀力极强,并且至今仍无药可解。我并非一个饕餮之徒,虽谈不上“为伊消得人憔悴”,但至今没亲见过河豚却不能不让我耿耿于怀。对我而言,河豚是神秘的、不可接近的。当然,对别人而言,河豚不过是砧上的鱼肉罢了,或者一道危险而刺激的美味。问题是,当“两个疑问以同等的重量/压在你的心头;因此我愿意/先谈一谈那含毒最多的一个。”(《神曲》)

最早知道河豚是从祖母那儿。那时候,祖母说话常常冒出“河豚”这个词。祖母说猫儿叫春,河豚翻身,猫儿一发情,就要吃河豚了。清明过后,产过卵的河豚像下完蛋籽的母鸡,毛轻毛轻的。剖鱼要多长个心眼,性命就拎手上,比如内脏和油块不能碰破一点点,它的血一点不能滴到肉里,那毒可赛过老鼠药哟。剖鱼时手指也不能划破皮,毒一旦入了血,那还有救啵?你这个人再仔细,眼睛睁得再大,一不小心就毒翻一桌人。那时候我很小,只晓得提比较弱智的傻问题,诸如河豚长得啥样、河豚咬不咬人等。现在想来,祖母说这话时,大都浸透着一种怀乡的情绪。我在这个符号上闻到了一股腥气和草泥气味。祖父死得很早,连父亲对他都没什么印象。据说他死于打渔,解放前老家那里有一半人靠打渔为生。我的老家就在长江北岸的圩区。当我长大时,老家对我而言不过是各种表格中“籍贯”而已。我只是在梦中去过那儿,漫游过无为县三官殿那里的棉田、鱼苗塘、空船和江中网栅。现在,河豚对我只是一个词,一个符号,它只在语流中漫游,因此它游得比它在江水中更远。但对祖母就不一样了,它成了一条隐秘的通道,像是从河豚背脊抽出的一根筋。祖母正是通过这根筋能回到黄得发脆的往昔时光的。

 

我疑心祖父是吃河豚死的,但无法证实。

 

后来才知道,河豚并非江河里的鱼,而是来自大海。每年早春河豚由大海进入长江,逆流而上,大约是产卵。但我搞不懂先人何以叫它“河豚”而不是“海豚”?想来想去,将一种海鱼称作“河豚”,多少有点唯“河”独尊的意味。也有称它为暗纹东方鲀的,因为它的背部有鲜艳的斑纹或色彩;它还有气泡鱼、气鼓鱼的绰号,这与它身体浑圆、头胸皆大而腹尾偏小不无关系。可以想象得出一群河豚自海入江奋力游进的情景,如同气球在云中飘飞。

 

祖母去世后,母亲说话时也常冒出“河豚”这个词:“河豚本非菜,有毒惹人爱,呜呼哀哉,各自备棺材。”她说当年剖河豚时,肚里有好多的籽哟,黄澄澄的,因为籽太多,吃不掉时就腌,放在大肚子的圆口坛里腌着。我对这个奇奇怪怪的坛子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在一首诗中写道:

 

没有被我看见的河豚/巴塞尔姆也没看到。几个沉眠的/村民嘴唇依然青紫。/“饥荒的年代该是多少有福。”/他们打开了一道暗门/然后关严:让绿吞吞的芭茅/吹响喇叭。而我的祖母仍坐在门边的/风中,老眼昏花,打不开那/腌制河豚籽的瓦坛。//昏暗之水的/晃动声以及河豚的剧毒,使纸变黑/使写作中的手青紫。

按现代的说法,河豚的毒来自它食用的毒藻类植物,毒素积存在体内,它的卵巢和肝脏毒性最大,其次为肾脏、血液、腮和皮肤。这种毒素只要一克就足以使五百人毙命。河豚毒最早见于《山海经》,有“食之杀人”的记载。《周易》也提到河豚,卦六十一“中孚”云:“中孚,豚鱼吉”。可见那时河豚不仅可吃,而且成了祭神之物。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河豚有大毒……味虽珍美,修治失法,食之杀人。”他同时老道地建议“河豚应与蒌蒿荻笋同煮”。

 

颇有意味的是,中国古人尤其是江南人,在“拼死吃河豚”上表现出来的勇气是极为罕见的,可谓“食胆”包天。《艺苑雌黄》中说:“河豚鱼有大毒,肝与卵,人食之必死。瀹而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岁有被毒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嗜食者“敢为天下鲜”,甘冒生命危险而面不改色,乐此不疲!吃河豚之“美事”便蒸蒸日上,经久不衰,今人仍美其名曰“江南诗性文化”。但另一方面,中国先人在变革社会接纳新异上却循规守旧,“吃河豚”的禁忌可谓壁垒森严,不敢越雷池一步,缺乏的正是吃河豚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而一旦出现“敢为天下先”的人或事物,便群起而攻之,啖而食之。这种思想性格的强烈反差和实践上的鲜明对比,足以表明中国人长期被实用理性和感官哲学所统治。二者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惧怕革新正在于担忧丧失吃河豚的权力和利益。

近观清末李光炯随录的《东游日记》,其中有吴汝纶与日本某医科大学校长关于河豚的对话,饶有意味。日本校长说:“河豚毒在肠胃,去毒乃可食。”吴汝纶问:“江南人称,河豚血毒,信否?”校长说:“日本初时亦有此论,今乃知其不足信。但河豚性质各处不同,日本北海、西海即非一种,不知扬子江河豚究何如也”。可见当时对河豚之毒,日本人与中国人存在不同看法。一个说毒在肠胃,一个说毒在血。日本人不轻信传闻,而重在研究探讨,精在区分河豚的不同种类。一句“不知扬子江河豚究何如也”,竟把堂堂的桐城派大师问哑了。当是时,中国正处在清末风雨飘摇的衰亡图变之际,吴汝纶访日是为了考察日本的教育制度。换句话说,整个中国都面临着敢不敢吃“河豚”,如何吃“河豚”的问题。事实上,“河豚”之剧毒已多次让国人领教,戊戍六君子喋血于皇都菜市口,便是最近的一次。

 

在文化意义上,河豚还被古人视为至美至恶的二元对立体。梅圣俞在《范饶州坐客语食河豚鱼》说:“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但这集美恶于一体的河豚却被指向红颜祸水。宋代诗人洪驹父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河豚水族之奇物,亦能害人,岁有被毒而死者。吴人珍之,目其腹为西施乳。余因戏作此绝。虽然,甚美必甚恶。河豚,味之美也,吴人嗜之,以丧其躯。西施,色之美也,吴王嗜之,以亡其国。兹可为来者之戒。”(《艺苑雌黄》)这里,洪氏显然有指桑骂槐、以古喻今之意。河豚自古就有“西施乳”的别名。洪驹父为此还作诗《咏河豚西施乳》:

 

蒌蒿短短荻芽肥,

正是河豚欲上时。

甘美远胜西子乳,

吴王当时未曾知。

亡国之因被归结为红颜祸水,进而被喻为喜食“西施乳”所致,这显然是封建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诡计。因为,它巧妙地遮掩或转移了封建体制上的沉疴顽症,并且暗示亡国之君犯错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喜嗜“西施乳”一样,仅仅是由人性的弱点所致。所谓“兹可为来者之戒”,也只是停留在“戒嗜西施乳”的水平上。

中国封建时代如此漫长的原因,难道与这种意识形态诡计没有一点关联么?

 

毒性是相克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河豚正因毒性而见诸个性。河豚的种类不同,其毒力便不同,毒性的部位也不同。毒性是一种拒斥,是捍卫个体的防线和利器。这倒是人不如河豚的地方。个体性就应该具有一种毒性。但权力话语和思维模式造就了人的类型性,使自卫意识和创新意识丧失殆尽。鲁迅指证过这一现象,“假使要掉文袋,可以说说‘桃红柳绿\’,这些事是大家早已公认的,谁也不会说你错。如果论史,就赞几句孔明,骂一通秦桧,这些是非也早经论定,学述一回决没有什么差池;况且秦太师的党羽现已半个无存,也可保毫无危险。”(《我的“籍”和“系”》)以洪驹父上一首诗为例,明显仿袭了苏东坡的《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在古典时代,这甚至不被视为模仿,而被视为借鉴、化用典故。诗史上像这样相互踩踏、相互蹈袭的例子举不胜举。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之“河豚”便丧失野性和活力,难以为继,你能说与这种根深蒂固的趋同思维没有关系吗?

 

河豚的肉是鲜美的,而它的毒则类似一种禁忌。我曾在电视上看到,日本海滨某市的生产线飞速运作,加工的河豚肉令人眼花缭乱。据说在日本不仅有河豚皮冻、河豚刺身、河豚清骨汤和河豚菜饭等吃法,而且日本人还提炼“河豚毒”作镇痛药,有以毒攻毒之奇效。

为什么河豚身上的毒性越来越使现代人毫无畏惧?现代人对禁忌的概念越来越少了,方法也越来越巧妙了,越来越高科技了,甚至人们可以利用“禁忌”了。人们要吃“豚肉”,要满足如火的欲望,毒和禁忌算什么狗屁呢。据说宰杀一条二百克重的河豚,要经过剜眼、去内脏、漂干血液、药物加工等十六道工序。这就是“杀死”禁忌的工序。而一旦禁忌被“杀死”,一切都无所顾忌了。

现代人正在变得无所顾忌,也越来越无所畏惧。已经没有什么“毒”可以阻挡他们。连上帝都死了,还有什么禁忌尚存呢?对国人而言,禁忌不过是一种幌子,在沿江餐馆中,河豚还有一个秘名:“好鱼”,所谓“明火浓汤煨好鱼”是也。要知道,偷换概念可是国人最擅长的绝招呵。正如古代的“盗泉”,“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鲁迅语)于是挂羊头卖狗肉,青蛙不是被偷换成“田鸡”吗?穿山甲不是被偷换成“山鸡”吗?这样就可以自欺欺人地在新名义下干一些勾当,而不必脸红,不必负疚了。

 

河豚是一种极富生命力的物类。毒在它的腹部,正是它的生命力强盛的标志。祖父若真的死于河豚之毒,那也至少是死得明白(死不明白的,姑且就不论了罢)。这也是祖母何以对河豚念念不忘的原因之一。但说到底,毒不毒还是与生命相克有关,或者说与生命的本能自卫有关。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在二至五月份毒性最强的原因:它要产卵,要延续种群。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毒呵。

 

禁忌的本义理应含有尊重生命的前提。当禁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时,它还是禁忌吗?因此存在着两种禁忌的差异:从生命内部生长出来的禁忌和从外部强加的禁忌。前者合乎生命的原则和人性的要求,而后者终将束缚生命自身。后者表现为与人性要求不相适应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制度。它甚至走向人性的反面,因而成为死掉的腐朽的“河豚”。这时候,就看你敢不敢吃“河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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