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之“石”与“雕”·张硕·
[摘要]·张硕·
年少时常穿梭于歙县古城八角牌楼 （许国石坊）之下，慢慢地就知道了明代三朝元老许国的一些事迹，这位万历年间次辅就是歙县人，牌楼上明确地记载着他的显赫爵位：“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然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年轻时的许国在得知同僚受杖刑后，冒险送给他一只玉杯，镌之曰：“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追琢琢永成器。 ”以此赞扬并激励这位同僚。此铭文大致意思是：玉杯上斑斑点点是什么？那是卞和流下的眼泪，玉杯上的英英白云是什么？那是蔺相如的怒气，玉要经过这样的雕琢才能成为“大器”。于我而言，出于对先贤的敬慕也好，受徽文化的熏陶也罢，这一则赞美人之品格的铭文时时启迪我思考、催我奋进。这与我的工作有关——歙砚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于是我追琢他山之石，于方圆之间不断领悟，以求到达“成器”之境。
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作为砚离不开“石”与“雕”，论石侧重于实用与款式，论雕侧重于创新及更多的文艺表现手法。
砚作为中国传统工艺品之一，必然具有工艺美术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双重属性，砚台在其长期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其审美价值一直起到重要作用。传统砚之美崇尚规矩实用，比如唐代之箕形砚、宋之抄手砚、明之太史砚等不胜枚举，这些传统经典砚式是砚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令人叹为观止、膜拜不已。那么历史遗留下来的经典砚式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相对而言，经典砚式只是比一般砚式在更长时间内有更大的影响力，但终有衰减之时。比如唐朝的箕形砚风靡一时，到了宋代，抄手砚渐渐取代它成为主流，其后各个时期的砚式各领一时风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各个时代人的处境不同，世代更替令人的理念及感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故宋代米芾 《砚史》云：“人好万殊，而以甚同为公，甚不同为惑。 ”可以设想一下，今人对箕形砚的感受及认同程度肯定达不到唐人的那种普遍、当然程度，甚至有些困惑仍然待解。然而正是众多砚台款式的接力涌现，一代代经典砚式的确立，令砚学得以发展，经典得以永恒。
总的来说宋代以前的砚台以实用为主，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实用与欣赏并重的倾向，这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砚中 “石”与“雕”的关系：砚的实用功能就是它的根本，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形成以经典砚式为代表的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展，传统也在不断更新、不断开放、不断壮大并形成新的传统，于是创新及更多的文艺表现手法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主流。当然，砚台的实用功能（如质地与款式）在任何时候都是判断砚台价值高下的重要标准，“石”与“雕”绝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统一、相得益彰。
砚之雕刻实为难事，因为砚与文人相亲相傍流传至今，早已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审美取向及价值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简单地说，砚台作为书写工具记载着中国文明史，同时传统文化也在砚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诗、书、画、印、铭等种种文艺表现手法令砚台发散出夺目的光辉……因此砚台的设计与创作过程对雕刻者的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雕刻者应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学识，只有这样才能熟练驾驭雕刻过程中的各种手法及技巧，才能在诗、书、画、印、铭之间游刃有余。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提升自己境界与品位的保证，令自己更好地把设计理念、思想感情注入到作品中去，这样的作品更具有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效果。
也许有人会说，砚台在当今书房中不复旧时显赫，实用功能更是进一步弱化，那么砚台的生产历史会不会因此戛然而止，砚台的发展前景会不会因此蒙上阴影呢？其实多年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砚台更多地成为了当今人们的收藏和鉴赏对象，人们因此对砚台提出了增加其附加价值的新要求，这个要求推动了砚雕表现手法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而砚台制作过程中的文化化、艺术化一定是其重中之重，砚台也因此更具艺术活力及生命力。
毛泽东在 《贺新郎·咏史》中写道：“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每读到这里时我都会会心一笑：把石头磨成工具竟如此重要！我将倍加认真地磨制我手中的这块石头，也许这条路注定艰苦与寂寞，也许越往前行越发觉自己知识的匮乏，那就以“追追琢琢永成器”来自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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