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芜湖之纪事1938年，新四军成立以后，活跃在皖江两岸，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和顽军，保护了人民，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皖南、在芜湖留下了
一、新四军与川军
在芜湖市档案馆馆藏的旧政权档案中，有一份名为《鬼话听不得》的谈话记录，是在两名川军官兵张德贵、李有才之间进行的：
张德贵：“共产党是‘奸党\’吗？”
李有才：“不，共产党是人们（民）的党，他主张团结抗战，坚决打鬼子，是老百姓的救星。”
张问：“新四军是匪军，对不对？”
李答：“新四军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来自老百姓，他们那里有许多人是我们的老川。他们纪律很好，坚决打鬼子，是抗日的友军。他们爱护老百姓，人人都说好啊，说‘新四军是匪军\’，还不是日寇汉奸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张又问：“新四军抓到人就活埋暗杀，可是真的？”
李答：“这更是鬼话，新四军最团结友爱，叫我们友军，把我们当一家人看待，去我们那里，军长、师长都去送他们。他们在铜陵，配合我们打鬼子，送还我们失掉的武器，怎能血口喷人，诬害人家暗杀人呢？”
张问：“新四军既然这样好，为什么那天对我们训话，官长和（会，笔者注）那样讲呢？”
李答：“那个家伙不知从哪派来的，专捣鬼，干破坏。我们老川的事，他讲那样话，还不是想欺骗我们反共内战。不打鬼子，专打自家人。那个家伙专讲鬼话，千万听不得！”
这篇谈话记录没有标注时间，但据其内容，可推测为1940年间所记。其中涉及有两个内容，前面一大部分讲的是新四军与川军的关系，强调两支互为友军的部队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字里行间对新四军的种种言行举止，溢满崇敬之情。据《南陵县志》记载：1938年5月30日，川军第50军军长郭勋祺在南陵城内宴请新四军首长陈毅，双方均为四川老乡，无论是抗日大局，还是乡里乡亲，都是其乐融融。后半部说的是一个历史事实：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皖江（皖中、皖南）地区就有多个中共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多支抗日武装部队在活动。1938年2月，新四军移师皖南，更加有力地推动了皖江抗日斗争的发展，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九两个团进入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和巢湖等皖中地区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4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庐江县东汤池，组建江北指挥部。5月中旬，江北指挥部正式成立，张云逸兼任指挥，徐东海任副指挥（时未到职），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此，皖中地区的新四军部队有了统一的指挥部。
就在张云逸参谋长任江北指挥期间，冒出了一个无耻之徒，汉奸肖家驹经人介绍来到新四军军部。但新四军有关人员“观察其行动甚不可靠，不予理会，更未委以任何工作”，于1939年7月将其逐出，不知下落。该肖家驹竟使用无耻伎俩，假冒新四军参谋长，并注称“通讯处为新四军”，到处招摇撞骗，挑拨新四军与友军间之团结。后该人向南京汪精卫政府自首，露出了狐狸尾巴。同时张云逸在江北也出面辟谣，自己在江北指挥作战期间，从未委任他人。1940年11月4日的《新华日报》曾以“汪逆汉奸招摇撞骗，新×军揭穿阴谋”为题专门报道，言“此乃尽人皆知之事”。
皖江抗日根据地，四面受敌，日、伪、顽无时无刻都在对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对根据地进行渗透，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新四军各部队与地方武装对侵扰根据地，制造摩擦的顽军，一方面予以坚决反击，另一方面也抓紧对顽军官兵进行说理斗争，开展政策宣传，强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激起他们的爱国之心，枪口一致对外。1944年3月，国民党川军一四四师驻青铜南边缘地区，与皖南支队距离较近。皖南地委和皖南支队发出《告川军同胞书》，告诫他们要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川军发放传单，传单上方标题是“打走鬼子才能回家”八个字，正文是：“川军官兵弟兄们：中国六年的英勇抗战，快把鬼子打败了，川军、新四军应更加团结杀敌，争取最后胜利！只有打走鬼子才能回川，不要自家人打自家人，让鬼子笑落牙齿，弄得死无返乡之日。”
二、新四军营救美军飞行员
1944年12月中旬，中美空军联合行动，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区展开大规模轰炸。中央广播电台旋即向全国广播，劝告人民立即离开城市，远离军事基地、交通设施包括仓库、港口、码头、车站、桥梁，以免造成伤害，“玉石俱焚”。芜湖及其周边港口也是轰炸目标之一。1945年6月间，两架美军飞机轰炸荻港码头，其中一架中弹迫降无为汤家沟。安徽省第六区行政专员公署（以下简称“六区公署”）随即电令芜湖县政府，设法查找飞行员下落并予以营救。芜湖县政府于6月21日电令芜湖县政府敌后办事处、芜湖市办事处，要求他们迅速查访，设法营救。7月1日，六区公署接驻屯溪美军专员办事处、浙苏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再次急电，要求芜湖县政府迅将查访、营救情况于7月15日前上报。接此专电后，芜湖县政府则再次要求敌后办事处、芜湖市办事处迅速查访，以便“查明呈报”。最后，终于在7月18日，由芜湖县政府敌后办事处主任周哲明报告称：“盟机中弹迫降美籍机师于六月中旬被匪军（对新四军的污蔑之词）营救，并于六月中旬递交某部转送立煌县（安徽省政府所在地）二十一集团军总部。”
三、新四军十八万吨煤在芜湖？
1945年10月，六区公署、芜湖县政府相继接到交通部函件，声称新四军有十八万吨煤储存在芜湖，这对于积极准备与新四军开展内战的国民党政府，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于是交通部电传芜湖，要求限期查找。芜湖县政府也是层层照转，由县到区到镇到保，历时半月有余，先后有方村区、城区（含吉和镇、中山镇、尚来镇、驿前镇）以及和平镇（含清河坊保、华兴街保、范罗山保、曾家塘保）等逐级上报，均称并未发现新四军有十八万吨煤储存于本辖区境内，具报：“境内确无新四军储煤处所。”
十八万吨煤的风传，应该属于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范畴，但绝非空穴来风，因为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
1944年，新四军第七师敌工部针对日军急需粮食的情况，与日军“庐和区粮食采购委员会”及其日军顾问楠木重椿取得联系。敌工部部长段洛夫和皖江贸易总局局长蔡辉，利用楠木的反战情绪，亲自出面做楠木等人的工作，终于达成亦军亦商的特殊贸易，迫使他们同意以西药布匹和武器换取皖江根据地的大米、黄豆，七师因此获得众多的军需物资和情报。芜湖作为一个重要的也是主要的贸易、交易、交换的集结地，皖江贸易总局也开展多渠道贸易，获取了丰富的物资和财富，不仅解决了七师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而且还上缴了新四军军部支援兄弟友邻部队，赢取了“富七师，甲全军”的美誉，从1942年底至1945年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七师支援给军部及五师的现款约5300万元法币，按当时价，折合黄金26.5万两，其中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的一年间，上交现款达4400万元，按当时国民党部队的供养标准，可供20个甲级师一年的供养，是1937年11月至1940年12月3年间国民党政府拨给新四军总军费（不足220万元）约20倍以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文字由市档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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