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锻造大众精品 《好看的中国文学史》采访答问
○《好看的中国文学史》书影
○8月15日，作者在上海长宁图书馆与读者畅谈该书创作情况
在2020年上海书展上，著名文史学者、作家钱念孙先生撰写的《好看的中国文学史》，受到专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好看的中国文学史》入选上海书展组委会推荐的100种重点图书，《中华读书报》评选的30种好书，中国出版协会推荐的最新文学艺术本月好书榜（18种之一）。
昨天，合肥晚报ZAKER合肥记者在合肥就该书相关问题采访了作者钱念孙先生，下面是采访内容。
记者：《好看的中国文学史》光看目录就觉得很精彩，为什么以章回体的形式来安排全书的结构？
钱念孙：章回体原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一种外在叙述模式，称为章回体小说。后来章回体也应用于其他领域，比如章回体历史故事、章回体新闻等。我这里是借用这种叙述形式来写文学史，或者宽泛一点说，用章回体尝试来写学术史。
章回体是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写作体裁,它由宋元之际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一般多用来写历史故事或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及《隋唐演义》《清宫演义》等等章回体的写法比较自由，既可以叙述故事、描绘人物,又可以援引例证、插话评论、阐发义理。这一特点，正符合生动活泼的写文学史的要求——不仅展示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而且尽显一位位大作家的才情气概和人生风貌;不仅赏析那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名篇杰作,而且写出它们在创作或流传中的佳话趣闻。
记者：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会以 “一段故事”、“一首诗作”的方式来讲述，为什么这样写？您是怎么选择这些人物故事和典型诗词的？
钱念孙：以叙述故事、描述诗作精彩内涵的方式来展开叙说，是想一下把读者带到文学史上大作家的人生境遇和创作情境中，让今人多少有些身临其境的感觉。当然，如何选择人物故事片段、如何选择诗词文章，这需要对文学史、对每位作家作品有整体把握和比较权衡，这里面包含一些研究心得和自己理解的东西。大体说，应选择最能体现作家性格特征的故事和细节，最能代表作家创作高度和特点的诗词文章来讲述，以便在有限的篇幅里较好凸显作家人生情怀和创作成就。
记者：这种讲故事的方式的确颇具趣味性，但许多还没看过书的读者也许会有疑问：故事的依据源自哪里？您是怎么保障本书的学术严谨性的？
钱念孙：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我一开始撰写本书时不断自警的问题。从主观说，我想努力做到既有章回体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又把握住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全书从远古神话起笔,经诗经、楚辞、汉赋、魏晋诗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叙说中国文学史数千年演变历程,力求线索清楚、详略得当；对各个朝代的杰出作家、经典作品和重大文学事件,尽量概括准确,阐释精到。书中我想避免两点：一是枯燥无味，晦涩难懂之弊；二是戏说历史，胡编乱造之短。
用演义的形式写文学史,免不了要写作家们的人生经历和轶闻趣事,要写作品创作过程和流传过程中的佳话趣闻。对此,我不敢轻率采用道听途说,更不敢随意编造虚构,而是扎进故纸堆里打捞发掘相关史料。它们有的见于正史、类书、诗文集,有的见于诗话、词话、野史、杂记,基本可说持之有故，有案可稽。这一点，每一回后面有个注释，基本交代逸闻趣事的来源。
记者：1989年，您的第一部专著《文学横向发展论》问世，一鸣惊人。再看今天的这本《好看的中国文学史》，您觉得自己在文学历史的研究上，心态、研究方式、研究方向，有哪些变化？
钱念孙：《文学横向发展论》被选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当年影响较大的“文艺探索书系”出版，后来几次重印，那是纯理论、纯思辨性的学术著作，注重提出观点和探讨问题。这本《好看的中国文学史》是一个文学史的通俗读本——它并不着意对中国文学史上疑难问题的梳理和研究，我不是文学史专家，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只是用章回体或者说演义体的形式，把我心目中的中国文学史图景尽量明晰生动地描述出来。
我的学术生涯，虽然几十年一直在读书、思考、研究这条道上或快或慢地赶路，但走路时很不专心一致，常常是东跑西逛，南张北望，看到东边风景好，还想看看西边的景致。这包括既写一些学术著作，也写一些通俗读物，以及一些纪实文学作品；既钻研一些本专业的美学、文艺理论问题，也对古代文学、比较文学、现当代文学等有所涉猎；既对家乡地域文化如桐城文化、徽州文化，以及更大范围的江南文化颇感兴趣，又对不少社会现实问题牵肠挂肚，如近年就如何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解决乡村振兴中人才匮乏问题，提出并阐释君子文化、乡贤文化、告老还乡等议题。这样做的弊病显而易见，浅尝辄止，鸡零狗碎；但也有好处，就是能够从更广阔视角、在更多领域的对照比较中观察和思考问题，可能会触类旁通、它山攻玉等。这固然与我本来兴趣广泛有关，但更多是生活经历所致。我曾先后忝列省政协委员、常委，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府参事等，在其位多少总得谋其政，这就逼得我去接触社会现实，在调研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反映一些社情民意、写一些参政议政的议案和建议等，这些自然也反过来拓展和影响我的学术思考。我觉得学者一面要沉潜书斋、钻进象牙塔，一面也要关注现实，关心国事天下事。这既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知识分子的一份责任。
记者：您不但文做得好，绘画能力也强，《中国文学史演义》的插图还是您亲手创作的。《好看的中国文学史》中的插图创作您有参与吗？
钱念孙：我从小喜爱画画，一直到上大学都在美术上颇为用功。后来进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想集中精力把学术研究做得好一点，才把美术放下。《中国文学史演义》的插图原来有好友李向伟（南京师大美术学院院长）、陈玉兰（上海教育学院美术系副教授）帮助画了一些，我自己画了大部分。这次《好看的中国文学史》插图基本都是我画的，当然有些也借鉴了两位朋友的构思和造型。
记者：都说艺术是共通的，您从小在美术方面的造诣和日后的写作之间有没有相互影响？
钱念孙：王维早说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美术与诗词文章的关系是可以交叉互补、相映生辉的关系。美术重视塑造形象、讲究画面感，这对写作有很大帮助。我在用逻辑的、理论的、分析的语言表达复杂思想或观点感到言不尽意、力不从心时，常常换个思路，用一个形象比喻，也就是寻找一句带画面感、体验感句子来描述，往往能够收到较好效果。好的文学语言，不是漂亮形容词的堆砌，也不是遣词造句上虚张声势，搔首弄姿，而往往是简单平实又带有画面感，如王维《使至塞上》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记者：您喜爱收藏，而且眼光很独到，光是书的收藏就有很多珍本、孤本。收藏是一门学问，这是不是对您的写作和研究也产生了帮助？
钱念孙：收藏是业余爱好。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有了某种爱好，就会乐此不疲，不需要原因，也无法解释，就是痴迷。古籍善本和民国旧书是我收藏的一个方向，它给我带来很多乐趣，也给我很多启示。不论是那些古书中渊博精深、别具匠心的思想观点和精妙语言，还是书的版刻印刷、装帧形式，以及精益求精的制作等，都常常让人叹为观止。我以收藏的旧书为对象写过一本书，名为《无法尘封的历史——抗战旧书收藏笔记》，全部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抗战时期当年写、当年出版的书，白纸黑字，历史见证，用原始资料廓清一些抗战史的迷雾。这本书当年还在“中国最美的书”评选中获奖。
记者：您的著作里有很多关于农村的纪实作品（《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世纪壮举——中国扶贫开发纪实》），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一类选题？和您在安徽的成长经历有没有关联？
钱念孙： 不是很多，有二三本。这与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先行地区有关，但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出版界朋友的约稿。原来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后调任人民出版社任社长），我们是好朋友。他对选题很敏感，当时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谈论问题，也被他拉差写了几本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的书。关注这类选题，必须走入鲜活生活、深入基层调研，这帮助我扩大眼界，也更为真切地体验到下层生活境况，对认识了解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很有好处。
记者：您曾说“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要深入基层调研”，在撰写这些乡村、基层的著作时，您是怎么采集资料和进行实地调研的？
钱念孙：一般是带着预先研究、准备好的问题，进村串户，到田间地头走访农民，到地方档案馆、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等查阅相关资料。我觉得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不只是与基层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不只是听当年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回忆叙说，而要多方面调阅史料，包括当时生产队、大队的账簿、县委县政府的会议记录等，然后综合分析，确定史实，拟定框架，进入写作阶段。当然，有时不是一遍成功，往往遇到重要遗漏和疑惑的问题，还要再次沉下去调研。
记者：您的作品经常被刊登在报纸杂志上，以及被用作中学生教材。（《融汇中西·贯通古今》《中国文学史演义》）您自己怎么看待这种来自年轻一辈的关注？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年轻人带来哪方面的影响？
钱念孙：有一些被选入中学生课本及教师用书或作为辅助教材，大陆和台湾都有，这是预先没有想到的。我对美学家朱光潜下过一些功夫研究，出了几本研究朱光潜先生的专著，受他的影响较深。朱先生作为学术大家，当年写过不少面向青年的书，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文学》《谈修养》等等，包括罗大冈、舒芜、季羡林等许多名家都曾撰文说青年时深受其沾溉。我向往朱先生那种做学问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功夫不到，学得不好。一些文字受到青年朋友的关注我很荣幸，希望不是误人子弟，对他们正确认识人生和社会，领悟中文的奥妙等有所助益。
记者：作为一位文史研究员，又出版过那么多社科类著作，您在社科知识以及文史普及方面有什么心得？
钱念孙：我觉得包括文史在内的人文社科知识普及读物，关键要做到深入浅出。首先要深入，要自己确实弄懂弄通，保证内在知识营养含量高标准达标，然后琢磨如何用清晰流畅的语言表达出来，能做到富有文采更佳。这里有一个厚积薄发，熔众说于一炉，化艰深为平易的转化功夫。千万不能自己还半懂不懂就敷衍成篇。再有一点，对青年说话，要说你自己体验过并真心信奉的话，也就是说“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老实话，不要随着时风或时尚说人云亦云的大话、套话。写人文社科类的文史普及读物，应该不仅给青年以知识和智慧，还要注重给其心灵滋养和情感陶冶，让他们在阅读中获得悦心明智的乐趣。
合肥晚报 ZAKER合肥记者 黄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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