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文勃兴中的苦做苦熬通常以局部放大的方式存世为
[摘要]章宪法
地方人文勃兴中的苦做苦熬，通常以局部放大的方式存世为雅观，个中真相则多半刻意隐藏。安庆实是一个民风柔弱之地，移民汇聚之区，世代移民但求生息，地域历史灾厄丛生，城市深处的猥琐难掩于扉。往复式的地域苦难，安庆早将之赋予了民怨式的倾诉———风水！
1905年，戴世璜受美国圣公会公务派遣来到安庆，一住就是46年。现代文明背景下的戴世璜，印象深刻的便是安庆人讲究风水，其回忆录中，就记载过一则医院因建塔楼而与僧人间的冲突，后经风水大师们的审慎论证，风波方告平息。
安庆的风水，或为禁忌，或为自珍。传说刘伯温曾来到安庆，问及地方的发展与稳定，地方官员颇见尴尬，最后王顾左右，答曰：“此地风水欠佳”。与官方回复相印证的，便有一首流行的民谣：“赤狴对沙洲，江水日夜流，财源无三代，清官不到头。”“赤狴”与“沙漠洲”，都是府城的两个地名。如何对策，当是收住风水，留住财气，不让它流走。安庆长期的文风不振，民事艰难，这才有明初的“振风塔”。而更早时候，安庆即有了风水的想象———相传东晋诗人、堪舆风水家郭璞，曾经登安庆盛唐山观望长江，留下“此地宜城”的谜语。
郭璞之言之所以是“谜语”，是其因于娱乐性才建立起它与后来安庆城间的表象关联，而不是现代意义上城市建设的因果相证。安庆建城始于南宋时期，嘉定十年（1217）金人破袭光山，知府黄干建“城安庆以备战守”。及至景定元年（1260），沿江置制大使马光祖为了阻止蒙古大军从水路进攻南宋国都临安，改筑旧城于宜城（安庆盛唐湾宜城渡之阴）为新安庆府，并迁怀宁县治附郭。从郭璞到黄干，这则谜语，我们猜了900年！
郭璞“此地宜城”之说，尽管为地方史志反复言说，但无法找到其前言后语，唯有这么孤零零的四个字。郭璞“此地宜城”中这个“宜”字，究竟什么意思？是说“适合”建城，还是讲“应当”建城？“城”字究竟是指“城邑”还是“城池”？现代意义的“风水”，本质当是“安全”与“环保”，而不是《易经》掩盖下的乱力怪神。作为风水界的泰山北斗，学识过人的郭先生弃舟登岸，走在这个人流复杂的交通要地，首先想到的当是公共安全———“此地宜城”，“宜”显然是“应当”，而“城”则为“城池”。建个城池，对这里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稳定才算得上标本兼治。
安庆人珍视的郭氏祝语，却更像是一道风水的魔咒———宋元之交、元明之际、有清替明、太平天国、民国抗战……800岁的安庆城，历尽中国历史上的惨烈战事。为什么？这就是郭璞的“安庆风水”———襟带吴楚，北界清淮，南临江表，处于淮服之屏蔽，江介之要衢，襟江带湖，锁钥南北，“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向为四塞之国而兼五达之衢，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战略要地，兵家必争！
在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光阴里，安庆人一直为郭璞的这则谜语所困顿：没有人知道“宜城”的背面究竟是吉祥还是不祥。当安庆一度成为安徽的省城，安庆人对发展的梦想似乎被激活，但很快为现实击碎———继郭璞而呼之“此地宜城”的，是曾国藩。这时，一道黑色咒符悬挂在大清国的额头，它两百年的“吉祥”正被“天京”二字所蒙盖，“战守”的使命再次降临到安庆的头上。咸丰年间，曾国藩来到安庆城下厉兵秣马。刀枪的点拨，让安庆人豁然看清了郭璞的谜底：不同的目光，相同的考量———让废墟上的城池，为权力打上铁箍……
曾国藩曾在安庆的脸上划了一道现代化的灼痕———兴办工厂，造炮制船。但是，坚船利炮为图金陵，曾国藩和他的幕僚，在安庆完成了帝国起死回生的起搏动作。乱时兵家必争，治时官家见弃，当金陵城头的大王旗落地时，安庆的振兴梦也就结束了！归于平静，也归于平淡，没有原因，或太有原因。因为最早质疑安庆省城地位的，便是一个安庆人———姚鼐。他说，安庆背山临江，水泽众多，城池逼仄，发展空间相对有限，长江仅能贯通东西，而南北交通并不畅达，不是理想的省城……
“风水学”是地理决定论的民间解读，而客观的地理，则是地方风情、民风的唯物主义诠释。安庆人的自我认识，往往似是而非———看不清地域困厄而沉溺于贺词祝语，继续文化的内敛而失之大格局中的开拓。安庆这种现代化中的焦灼倾向，最终将被付诸地域的突围。去地域发展的边缘化，发展中造势，造势中发展，才会有安庆的风生水起！从“此地宜城”的自得其乐，到“此地已城”的着力张显，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这就是朱自清的《春》，这才是安庆人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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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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