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谢蔚明先生
[摘要]石 楠
近日清理旧函，发现存有谢蔚明先生的信竟有十多封。一一拆开重读，就有一种听谢老倾谈，回到往昔岁月的感觉。
我和谢老的初识堪称一则文坛佳话，随之导引出一本书。大约是1985年吧，我收到湖北大学戴易山老先生的信，他是一位研究戏剧，喜欢昆曲的老学者，他向我推荐上海著名昆曲演员梁谷音。说她是群星荟萃大上海第一个获得梅花奖的演员。她身世的传奇色彩决不逊于潘玉良，建议我为她立传。我回信说，要在充分了解梁谷音后我才能决定写与不写，而我没有昆曲知识，地地道道一个昆曲的门外汉。戴老立即回复说，不了解昆曲可以学，他愿意把他毕生搜集的戏剧资料提供给我。而采访梁谷音的事，他已和他的老友《文汇月刊》副主编谢蔚明先生商量过了，他曾经采访过梁谷音，写过她的中篇报告文学，说谢老答应为我采访梁谷音牵线搭桥，提供帮助。戴老还说，只要我定下采访时间，他将和另一老友，即我认识的《清明》资深编辑张禹老先生先期去上海，为我的采访打前站，与谢老一起为我安排好采访日程和食宿。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从十六号码头的江轮上走下来时，三老早就等候在了出口处，张老第一个迎上我，把我引到他们面前，介绍我和戴老、谢老相见。现在三老都已仙逝，我仍然记得当时我感动的心境。
梁谷音是观众非常喜爱的演员，正处在人生的盛年，整天忙于排练演出，她的时间很珍贵。我去之先，谢老就已跟梁谷音进行了联系，安排我采访的时间。那时没有现在那么多宾馆，住宿床位紧张。为了方便我的采访，谢老找到他的熟人上海教育学院校报主编沈剑英教授，安排我住在教育学院招待所，那里到离梁谷音家，步行只用十来分钟。因之我也认识了沈教授和他夫人华师大的朱碧莲教授。谢老的精心安排，我的采访很顺利，不但与梁谷音作了数十个小时的长谈，观看了她的代表作《烂柯山》录像，听她清唱了《下山》，会见了她的家人和朋友。应她的忘年友著名画家稚柳陈佩秋夫妇邀请到他们家做客。陈佩秋先生挥毫书写了一副联赠我。谢老也在家中设宴请了我们，他家住得很远，我和戴张二老转了几趟车又坐轮渡过江，才找到国定路277弄他的家。饭后，三老商议去看望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他是非常有名望的学者，曾和张禹老先生同属“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难友。三老邀请我同去看望贾植芳先生。我理解他们的心意，希望我得到更多师长的帮助和扶持。
那次上海之行，至今记忆犹新。我怀念那时的人际关系，三老对于我这个刚刚走上文坛的新人，给予满腔热情的扶持，完全从文学精神出发，一点都没去想他们如此热心帮助石楠有什么利益可图，而我与谢老和戴老都是第一次见面，那时我想都没去想，这么麻烦三老，让他们费神费力，我要怎么去感谢他们。我两手空空去的上海，却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不像现在，好像不拎点什么的就不好意思上人家门。我真不知是人们的感情物化了，还是怎么了，总之，我是非常怀念那时朋友间的真情，那是真正的君子之交啊。
数年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梁谷音传《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付梓之前，我想在后记里写上对三老的感激之情，他们却挚意不让我提到他们的姓氏。他们认为，帮助我去上海采访是应该的，不是什么特别恩典，他们只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梁谷音戏比天大的艺术精神和她与苦难搏斗的经历，能让读者从中获得启迪；他们看好我，希望我有更好的作品出来，那就是他们的快乐。就这么简单。
那段时间，我有很多机会去上海，每次去沪，只要谢老在家，他都会请我吃饭，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助解决的事，他总是尽心尽力。记得《美神》出版后，我给他寄了一本。并在附信中说，如果他觉得还可以，就请他转给《文汇报》负责连载的编辑徐伟敏先生看看。徐先生连载过小作《张玉良传》，但我与他不熟。谢老明白我的意思，不但自己读了《美神》，还推荐给徐伟敏先生读了。并将徐先生的意见反馈给我。好几次采访中，他都给过我帮助。他就是这么一个满腔热情扶持后进，认真负责的长者！。
谢老是我们安庆市的枞阳人。他常乘长江轮船逆水而上采访，有时去重庆，有时去武汉，途经安庆时，有时会上岸来停留一两日，会会熟人和朋友。他采访过我，写过评介我作品的文章。每次来，我就做几个自己的拿手菜在家里请他。有次他是和黄裳老先生同来的。在近圣街我旧居的二楼上，我们聊得非常愉快。古今中外，文坛旧事，艺坛花边，新著善本，无所不及。从上午畅谈到到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才离去，真乃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有次他来，恰遇我一位文学小友也在我家。那时梅朵任主编的《文汇月刊》正值蜚声海内外，风光无限时刻，是所有风头最健的作家都想上的园地，引起广泛关注的张洁小说《爱是不会被忘记的》就发表在上面，我的这位小文友因崇敬洛阳纸贵的《文汇月刊》而崇敬它的编者之一的谢老，挚意要采访他。谢老一向为人低调，说他只是一个记者，报人，没什么可说的。我也想多了解一点谢老，力促他跟我们说说他九死而不死的人生经历。他经不住我们一再的请求，让我们走进了他的传奇人生。
谢老是枞阳县陈瑶湖镇水圩村人，1917年生，家境贫寒，只受过几年的私塾教育，十多岁就在外闯荡谋生，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他在汉口替人看管仓库。他从《武汉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一边看报，一边流下热泪，还捏起拳头捶打桌子。他痛恨日本鬼子侵略，又为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而激动。强烈的爱和恨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他决心把青春、热血献给抗战。同年九月，他考取教导总队（即黄埔16期学员），当上一名上等兵，开始军旅生活，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城破之日，奉命撤出城外，原本军纪严明的战斗集体已变成一盘散沙，官兵各自逃生。在南京下关、八卦洲，两次借浮尸掩护才得以生还。继之他调往重庆，任《扫荡报》战地特派员。1942年在湖北恩施任《武汉日报》采访主任、《新湖北日报》通讯室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社武汉分社采访组长，后任南京《和平日报》采访部副主任兼《每日晚报》采访部主任。1949年秋，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北京刚刚解放、日新月异，也是他风华正茂的年龄，他紧随名报人浦熙修，采访新闻，以最快的速度在销量很大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共和国的诞生，文化名人云集京华，他活动在他们中间。当时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成了文化界朋友们相识相聚、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但好景不长，谁也没有料到，1957年反右，众多知识分子蒙难，浦熙修遭批判，谢蔚明也卷入其中，难逃劫运，被发配到北大荒，一去十九年。十九年，多少人成了孤魂饿鬼啊，他却从南京大屠杀和北大荒的牢狱之鬼门关中生还了，又回到了上海，那时他已六十有二年岁，《文汇月刊》给了他一个发挥余热机缘。
他九死一生的经历，他乐观敬业的精神，让我们深深感动。小文友写了一篇访问记，刊在我们这里的报纸上。
谢老在长期的记者职业中，结识了很多文化圈人，当今的文化名家，他没有不熟的，他不停地奔走，为他们的刊物约了很多好稿，他也著了不少妙文。
1989年，《文汇月刊》被迫停刊了。已过古稀之年的谢老仍然闲不住，他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他经历的事多，他熟悉人更多，他有太多的苦难和太多的深爱。老天还是公正的，给了他一个健康的体魄，晚年赐给了他一温馨的家。他不停地笔耕，陆续出版了六本书。这些文字，无不是苦难和爱结出的圣果。它们又滋养着他这个经历过很多生死攸关时刻的人，他幸运地活到了九十二岁。这是人间奇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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