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由4：1的比例，我考上初中。1957年7：1的比例我没能录取高中。其原因归总在于：作为班上的图书委员
1954年由4：1的比例，我考上初中。1957年7：1的比例我没能录取高中。其原因归总在于：作为班上的图书委员，学校的图书馆有似自家的大书院，中、外、古、今书籍看得过多了，导致了文学较好，数、理、化等理科就落差了。其次课余又酷爱文艺、体育活动，结果可想而知。
这年的下半年适逢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17岁的我即与一批同学、朋友积极报名（有人还写了血书表决心），我与邻居黄同窗，同时被批准上山下乡到皖南旌德县安家落户。
当时我们毕业的母校——上海市建设中学，父母亲所在的工厂及里弄居委会都分别给我们送了各种纪念品和礼物表示慰问。更难忘的是，市政府曹轶秋副市长等领导在文化广场礼堂为我们送行，同时为我们献演了上海各种优秀文艺节目，令我们非常欣慰。
上海十六铺码头岸边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喇叭里播放着《共青团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父母亲在岸边恋恋不舍地目送着我们首批三千名青年登上“江华轮”，离开了生长学习的城市和亲人。
船在第二天凌晨到达了芜湖长江边的8号码头。早晨岸边一片锣鼓声，大横幅飘扬，市政府领导组织了全市各大、中学校同学高呼“热烈欢迎上海知青来安徽安家落户”等口号，迎接我们登上了江岸，踏上了芜湖的土地。路上，同学们都热心地抢着帮我们背上行李和日用品，沿着新芜路，经过中山路，再转入北京路绕市一圈再赶到新市口老火车站的一个大仓库安顿下来，铺上稻草在地上睡了一夜。
次日凌晨我们这批三千人马分别坐上中巴奔向皖南十三个县。我与一位袁姓青年同分在旌德县一个叫杨村的生产队，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口粮和农具等均由当地政府分发到人。
时值锄油菜草，我们每天与妇女边学边劳动，一天记5分工（男劳力记1个整工），每天上册记账等年终分红。
对于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青年人，平时在家除了吃饭睡觉、上学读书外，也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之辈，事事都不会。每天三餐都吃在农户家，山芋和玉米为主食，夜晚睡在农户的空楼上。隆冬的一天夜里，天上下起了雪，第二天早起一看满床都是雪，队里随即将我们迁到队部里的一个房间，睡在一张妇女因难产而亡的大床上。所幸我们二人不信鬼邪什么的，清静地住下来了，就是老鼠不少。白天劳动，夜晚坐在煤油灯下看看书，给亲人、朋友写写信外，唯有一支带去的竹笛陪伴着我。
由于语言不大相通，相互交流少了许多，他们叫出的“俺不晓得”高音，我们听起来就像“A、B、C、D”。我们将衣、裤、被单等放在木板上擦上肥皂，用板刷洗，用袜底板（都是由父母亲给买好带来的）缝补长筒线袜时，村上妇女老小看了窃笑不已。
吃在农户家，够难为人家的，总得帮忙干点事，除了挑水外，就带上砍刀、绳索、扁担，跟人结伴上山去砍烧火柴。此外，还参与在山上设套坑、陷阱，捕捉野猪等。
1958年开春后，原来的每年一季老中稻要改为双季稻，季节提前了，抓紧积肥、育秧成了当务之急。除了人、畜、肥外，就得靠绿肥。当时号召“路边田埂小坡”的草皮，实行“三光”堆积作肥料。白天劳动外，晚上继续在水塘边点起汽油灯将水已抽干的塘泥挑运到田里去，这是一重体力活，我也赤了足挑起百十斤重的泥块，往返奔跑在石板路上，还发牌、记高工分呢。
很快到了四月份，准备栽早稻秧了，当时老天还算帮忙，大太阳照在山上的梯田上面，我和村民们下到一块块的水田里，准备插秧，一看手心里秧把，发现好多蚂蟥在秧根里，忍着惊怕坚持栽下去。不多时，山上来人喊我的名字，传达县里来了通知，派我到芜湖学习工业技术。
1958年4月底，我和其他县39名知青赶到皖南专署工交部报到，其中30人被分配到“芜湖化肥厂”（筹备处），我与其他9人被分配到“白马山水泥厂”（筹备处），当时工厂刚开始搞基建，我被派到“明远电厂”，以后又被派到“红星电机厂”，专门学习电力知识和技术。
之后我在电力系统工作了40多年，直到2000年退休。现在我已到了耄耋之年，在第二故乡——芜湖，幸福地安度晚年。
陈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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