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行宫历史上的“雄安”，有多不寻常？如今，人们对雄安新区的建设充满了期待。在关注新区未来的同时，也对雄县、容城以及安新三县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三个县都有着悠久的
航拍白洋淀
《南巡盛典》（乾隆年间出版）中绘制的赵北口行宫
历史上的“雄安”，有多不寻常？
如今，人们对雄安新区的建设充满了期待。在关注新区未来的同时，也对雄县、容城以及安新三县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三个县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安新县古城安州的“陈氏三进士”和容城县的“容城三贤”在历史上留下诸多美谈；雄县是当年的军事要地，曾抵挡住外族的千军万马。
有趣的是，这三个县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北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治理白洋淀，康熙时期在此建起了四座行宫；被北京人视作“城隍爷”的明代名臣杨继盛正是容城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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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县的“皇家情缘”
安新县的县名“安新”二字，虽然得名时间并不长，但这里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的安新县境内，曾经有过两个州县：一个是新安县，旧时也称渥县，其治所位于安新县北部、今日安新县政府所在地，另一个则是位于西部的安州，旧时也称葛城，其治所在今日的安州镇。“安新”二字也是新安和安州这两个地名的合称。
新安县和安州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新安县志》中有一则关于“戾太子”的故事。戾太子是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武帝晚年疑心病很重，而和太子有过节的大臣江充唯恐武帝驾崩后会被诛杀，于是便制造了“巫蛊之祸”污蔑太子。太子得知此事后大怒，欲率兵讨伐江充，可此时江充却跑到武帝面前扬言太子意欲领兵谋反。武帝信以为真，发兵讨伐。太子兵败而逃。太子在新安县躲避了一段时间，后来太子得知在当地有个比较阔绰的朋友，便令手下人去联络他。不想这一联络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于是当时的新安县令史（县令的下属）李寿便率领手下对太子进行围捕。太子见大势已去，便上吊自尽，而太子自杀之地，便是今日安新县西的涞城村。
故事非常有趣，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有些牵强，《新安县志》的编者（该书成书于乾隆年间）或许是将河南洛阳的新安县和自己家乡的“新安县”混为一谈。《汉书》中曾记载，“太子之亡也，东至湖，藏匿泉鸠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泉鸠里即今河南灵宝县底董村。但这本《新安县志》认为“东至湖”中的“湖”并不是指汉代的湖县，而是指河北的白洋淀，不知道是当时的编者故意为之，还是因为史料的遗漏，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新安县在历史上倒真的和皇室有过几次“亲密接触”，其中第一次应该算是从金代章宗皇帝开始。金章宗时，重筑浑泥城（即后来的新安城），并改名为“渥城”。金章宗为何如此看重这座城？这与金章宗非常宠爱的妃子李师儿有关。
李师儿的故乡就是渥城，李师儿虽然出身贫贱，但是却极为聪慧，很多东西更是一学就会，再加上姿色貌美，很快便得到了章宗的宠爱。为了这位宠妃，章宗皇帝也是费尽了心思，他将李师儿故乡的新安县县城大加修葺，设置了景宁、广德、来远、安仁四座城门，还将安州治所迁入新安县，大大提高了新安的地位。在《新安县志》中还找到了诸如建春宫、望鹅楼、莲花池等古迹的记载，这些古迹或是章宗为自己兴建的行宫，或是其和李师儿游赏之所。为了一位宠妃而兴建了一座城池，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不多见的情况。
有趣的是，李师儿与北京还有一段关联。据说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在太宁宫的琼岛上赏月，章宗顺口出了个上联：“二人土上坐”，讲的就是他们两
2雄县曾是宋辽边陲重镇
雄县位于白洋淀东部，东部与霸州相邻。关于雄县，有不少故事。明代成书的《杨家将演义》是一部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传奇小说，小说中的不少内容还演变成戏曲被搬上舞台。在这部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三关”这个词，其中之一的“瓦桥关”便是今日河北省雄县所在地。
“三关”这个词的由来，还要上溯到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的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为了坐稳宝座，不但认契丹（即辽国）统治者作父亲，还将国境北部的“幽云十六州”作为礼物割让给了契丹。这十六州的大致范围，东起今天津和河北中部地区，西到山西省北部，囊括了今日北京天津全境，是北方非常重要的军事地带，总面积近12万平方公里（其中幽州、顺州和檀州分别为今日北京、顺义和密云）。
此举一出，使得中原政权失去了北方山脉的天然防线，将大北门直接打开，随时有被北方政权侵袭的危险。于是五代时期后周的统治者，即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进行了一次北伐，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收复了十六州中的瀛州（今河北任丘）、莫州（任丘市鄚州镇）和“三关”地区（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并在瓦桥关设置雄州，益津关设置霸州，这也是雄州得名之始（洪武七年，即1374年，雄州降为雄县）。
不巧的是，收复这些地方之后，周世宗便生病了，北伐只能终止，大军班师回京。不久周世宗去世，后周很快被北宋政权接替。终宋一世，幽云十六州没有全部收复，于是周世宗所收复的这三关地区，也最终变成了宋辽对峙的前线。毕竟平原地区非常不利于防守，于是宋军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开挖“地下战道”，第二则是利用河北中部地区多湖泊的特点，将这些小规模的湖泊连成大范围的湖泊，以降低对方行军速度。这其中前者无异于宋代的“地道战”，而后者便是今日白洋淀水域的雏形，并且“白洋淀”这个称呼最早便是在《宋史·河渠志》中出现，当时叫做白羊淀，与之对应的还有黑羊淀等湖泊。无论名称如何变化，有一点是确定的，即白洋淀在北宋时期，是中原王朝的一道水上长城。
当然，“雄州”并不是历史上在这里的第一个行政单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便被称为“易邑”（并非今日之易县），是燕赵两国交界处的一座重要城镇。到了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公孙瓒最终在此处败在袁绍手下，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说起这位公孙瓒，他完全可以算得上是刘备的同门师兄兼早期的“老板”。刘备的五虎将之一赵子龙，最早也是公孙瓒的手下，因此在当时的北方，公孙瓒是一支足以和袁绍抗争的力量。但公孙瓒的一个致命弱点便是非常好战，他在和袁绍的斗争中渐渐消耗了实力，最终被袁绍逼到易郡一带。
他在易郡周边挖掘了十几道壕沟，并且利用挖出的土筑起了若干座高大的土丘，其中位于最中央的土丘由公孙瓒驻守，他将这座土丘命名为“易京”，并在里面囤积了大量的军粮。因此袁绍在攻打易京之初还是颇费了些力气。但最终袁绍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攻陷了易京，公孙瓒这支北方最后的军阀势力被击败，他本人也在城破之日自杀身亡。从此袁绍统一北方，并推进了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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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城县走出来的北京“城隍爷”
容城县在安新县北，其南面紧邻白洋淀。与安新县和雄县一样，容城也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朝在这里设置郡县，名为宜家，属上谷郡。容城之名始见于汉代，据《容城县志》记载，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以匈奴降王徐卢封容城侯，是为容城侯国。容城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容城最令人熟知的就是“容城三贤”：元初大学者刘因、明代名臣杨继盛、明清之际的鸿儒孙奇逢。
刘因（1249年-1293年），元代诗人、学者，清人全祖望推他和许衡为元初北方的两位大儒。刘因出身书香世家，不过元初没有科举取士，知识分子无由进入仕途，刘因只能授徒教学。他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个人都有所成就，刘因名声日隆。朝中公卿官员听到刘因的名声，登门拜见，而“先生授徒，深居简出，性不苟合，不枉接人”。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世祖授他官职，刘因以母亲有病为由辞官回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再次召刘因，他以病坚辞不就。此后刘因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刘因逝世后，元世祖称他为“不召之臣”。
说起杨继盛，熟悉的朋友可能不太多。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在即，赴京赶考的举子们在康有为的号召下于此处集会，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在条约上签字。这次集会发生的地点，便是祭祀杨继盛的祠堂——如今位于西城区达智桥胡同的杨椒山祠（亦名松筠庵）。
杨继盛（1515年-1555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被朝廷授予南京吏部主事一职。在短短八年的仕途生涯中，杨继盛诠释了“忠臣”和“直臣”这两个词汇的含义。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杨继盛调往京城。当时蒙古俺答汗部不时骚扰明帝国北部边陲，而此时咸宁侯仇鸾主张开马市与俺答汗部媾和。杨继盛向皇帝上书陈述了“十不可、五谬误”。这道奏疏令仇鸾十分恼怒，他想尽一切办法陷害杨继盛，先把他下了诏狱，接着将他贬官。后来嘉靖皇帝意识到杨继盛的观点是正确的，便将他再次起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的“五奸十大罪”，宠爱严嵩的嘉靖皇帝听信谗言，将杨继盛打入诏狱。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杨继盛被斩首于西市（今北京西四路口）。杨继盛去世后，京城的老百姓敬而悯之，将杨继盛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并以其妻配祀。
孙奇逢（1584年-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出身儒学家庭，十七岁中举，始终未中进士。明朝六次征聘他出仕为官，他一一谢绝。明万历年间，孙奇逢与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曹玉汴结为挚友。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窃弄朝柄，荼毒忠良，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先后被诬下狱，而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却冒死营救，其义行声动天下，被时人誉为“范阳三烈士”。
清朝定都北京后，开始笼络汉族士族。顺治元年、二年清廷三次下诏，请孙奇逢入京为国子监祭酒，他坚辞不就。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贵族圈占土地，孙奇逢的家园也全部被占。孙奇逢不得不开始数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直至顺治七年（1650年）辗转南徙到达河南辉县苏门山地区。孙奇逢在此生活了25年，其主要内容为讲学和著述。孙奇逢笔耕不辍，著述甚丰，所著文字超过三百万字。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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