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雄安”，清代设有四座行宫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其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
如今，人们对雄安新区的建设充满了期待。在关注新区未来的同时，也对雄县、容城以及安新三县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这三个县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安新县古城安州的“陈氏三进士”和容城县的“容城三贤”在历史上留下诸多美谈；雄县是当年的军事要地，曾抵挡住外族的千军万马。有趣的是，这三个县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北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治理白洋淀，康熙时期在此建起了四座行宫；被北京人视作“城隍爷”的明代名臣杨继盛正是容城县人。 ▋据《北京晚报》
安新县的“皇家情缘”
安新县位于河北省中部，东与雄县、任丘相连；南与高阳接壤；西与清苑、徐水交界；北与容城毗邻。安新县的县名“安新”二字，虽然得名时间并不长，但这里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的安新县境内，曾经有过两个州县：一个是新安县，旧时也称渥县，其治所位于安新县北部、今日安新县政府所在地，另一个则是位于西部的安州，旧时也称葛城，其治所在今日的安州镇。“安新”二字也是新安和安州这两个地名的合称。从这个名称就能看出，这两个州县有着深厚的渊源。
新安和安州的发展发源于战国时期的两座城：葛城与浑泥城（也做浑埿城）。史载，战国时期，赵国筑葛城，燕国筑三台城、浑泥城。葛城，就是后来的安州，因为它在濡水之阳（北岸），也称为濡阳。浑泥城则是后来的新安。
金世宗时期，设立安州，并将州治所迁至濡阳城，从此，濡阳就有了“安州”一名。泰和四年（1204年），金章宗设置渥城县（其治所在浑埿城，即新安城）。此后数百年间，安州与新安县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分合合。民国二年（1913年），废安州，改安州为安县，民国三年（1914年），安县与新安县各取其名之首字合并为安新县。1950年安新县政府驻地迁入原新安县城内，而原有的安州则降为安州镇，两个地方的分分合合就此结束。
新安县在历史上和皇室有过几次“亲密接触”，其中第一次应该算是从金代章宗皇帝开始。金章宗时，重筑浑泥城（即后来的新安城），并改名为“渥城”。当时还有对渥城修筑后的情况作了记载：“周九里、高二丈、阔九丈，池深一丈、阔四丈。旋改浑泥城为渥城县”。金章宗为何如此看重这座城？这与金章宗非常宠爱的妃子李师儿有关。
李师儿的故乡就是在渥城，李师儿虽然出身贫贱，但是却极为聪慧，很多东西更是一学就会，再加上姿色貌美，很快便得到了章宗的宠爱。为了这位宠妃，章宗皇帝也是费尽了心思，他将李师儿故乡的新安县县城大加修葺，设置了景宁、广德、来远、安仁四座城门，还将安州治所迁入新安县，大大提高了新安的地位。在《新安县志》中还找到了诸如建春宫、望鹅楼、莲花池等古迹的记载，这些古迹或是章宗为自己兴建的行宫，或是其和李师儿游赏之所。为了一位宠妃而兴建了一座城池，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不多见的情况。
古城安州的“陈氏三进士”
古城安州，历来文脉绵延不断，人才辈出。宋代至清代，安州共有三十多名进士，在这些进士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安州“陈氏三进士”：陈德荣、陈德华、陈德正三兄弟。
陈德荣（1688-1747年），字廷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曾在湖北枝江县任知县。在任时，他兴修百里洲堤，免除民间各种杂税差役。雍正四年（1726年），陈德荣代理贵州布政使，掌管一省民政、财政。他带领百姓垦荒辟地，种桑养蚕，还到邻省招募种棉、织布、养蚕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设立机构，进行技术培训。雍正七年，几个州县开垦田地3600亩，开野蚕山场100多所，织机户户相闻。时至今日，遵义的“遵绸”享有盛名。
陈德华（1696-1779年），雍正二年（1724年）一甲一名进士，也即状元。雍正十年改广（州）韶（州）学政。乾隆元年（1736年）升詹事，充经筵讲官（向皇帝进讲经史），还教皇子读书。乾隆三十六（1771年）年，皇太后八十大寿，陈德华因曾为亲近大臣前往京师祝寿，参与香山宴游，乾隆命人作香山《九老图》，陈德华列于致仕九老之中。
陈德正（1701-1774年），幼时受教于长兄陈德荣和次兄陈德华。当时古文大师方苞见到他的文章，大为赞赏，誉之为当今难得之才。雍正八年（1730年）陈德正考中进士。乾隆八年（1743年），因审理陕西蒲城幼女被勒死一案时，陈德正与其兄陈德华有密折来往，朝廷知道后，认为陈德正与陈德华兄弟俩有欺君罔上之嫌，陈德华被降职，陈徳正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六年之后，陈德正才回原籍。陈德正在家乡安州的书院教书，培养了大批人才。陈德正后裔陈士骅(1905-1973年)，是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学家、教育家。1949年后陈士骅任北京大学工学院代院长、清华大学副校长等职，同时他还是一位诗人与画家。
康熙皇帝在白洋淀设行宫
雄安新区规划公布后，有专家指出，雄安新区地处京津冀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敏感地区，紧邻“华北之肾”白洋淀，新区开发建设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全面实施生态、绿色发展战略。白洋淀的地位和作用再一次得以凸显。
北宋时期，六宅使何承矩在白洋淀一带筑堤贮水，引水灌溉建立屯田防线。北宋名将杨延昭曾在此屯兵抵御辽军。到了明代，白洋淀一带十年九涝，史籍上常见白洋淀灾情的记载：“明成化十四年四月，安州、新安大水，城几陷”；“明万历二十七年秋，大水浸城，新安城门壅土为障，四境尺地无余”……
当时的水灾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明清两朝，皇帝都比较重视白洋淀的治理。到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尤为重视。康熙五年（1666年），开始兴修白洋淀地区的水利治理工程，先后若干次发帑筑堤。这项庞大的水利工程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乾隆时的直隶总督高斌协同中央派来的大员一起研究出了利用河道引导洪水的方案：利用河渠旧迹施工，将唐河引入府河，从保定府新闸到安州膳马庙修建六座闸口。这样，既解决了泄水问题，又开辟了新的航道。此后，保定南关舟船云集，经府河，穿越白洋淀，直达天津，之后津保之间往返通航两百年，对城乡贸易、物资交流、经济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年，康熙皇帝在治理白洋淀时，先后围绕白洋淀兴建了四座行宫（郭里口行宫、端村行宫、圈头行宫和赵北口行宫），这些行宫兴建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为了皇帝在这里举行水上围猎（俗称“水围”）活动，其二则是为了皇帝阅视白洋淀河工驻跸之用。
四座行宫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不过昔日这四座在白洋淀旁兴建起的“水上行宫”还是颇有一番风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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