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州窑与宣州官窑之初步甄别
三、相关的考古发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宣州窑的考古研究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50年，南京博物鉢发掘了南唐二主李景、李煜的陵墓，两墓中均出土有白瓷碗形器，形制为“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葵瓣形口，釉色白带灰或卵青色。叁掘者在《南唐二陵发授报告》中分析认为，‘卵青\’指的是‘鸭蛋青\’，鸭蛋青微泛灰，我们认为还是近于白色的。发掘者揣测二陵出土的白瓷可肽就是宣州窑的产品。”1955年秋，考古学者在繁昌县柯家村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影青瓷窑址，安徽省考古队于1958年对该窑址进行了试掘。发现烧造的产品种类有碗、盏、盘、碟、杯、盂、盆、壶、瓶、盒、罐、炉等，表明该窑始烧于五代，兴盛于北宋，衰败于南宋。1973年我国著名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将宣州窑归诸尚待发现的窑址之一，1987年当冯先生看到泾县琴溪窑的青瓷标本时，认为是宣州窑的早期标本，并给予很高的评价。1979年，安徽省博物馆又对该窑址再次进行了试掘。1984—1985年，省考古所原副所长李广宁先生在泾县琴溪、窑头岭一带发现了规模较大的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青瓷窑址，主要遗物有碗、盏、盘、注子、壶、钵、轮盘、砚和窑具等，在琴溪乡施窑村的虎容山坡堆积中采集到刻有“宣”字的窑具标本，在窑头岭发现有烧造细白瓷的窑址，胎质以淘洗纯净的高岭土烧制，釉色无论是青白还是卵白釉都明显趋白，产品制作规范，工艺水平几乎与现代瓷相同，釉表光润明亮，胎釉结合紧密，产品大多系圈足，器表施釉为半釉，个别产品胎壁极薄，釉质中铁含量极少，与传说中的“雪白瓷”相像。
1989年12月26日，芜湖县文物部门花桥乡东门渡古窑址的调查中，发现刻印有“宣州官窑”字样的青黄釉四系罐残件。这种罐胎质粗糙，施青黄色半釉，露胎处呈红褐色，小口，颈旁四系。款识在腹壁近底处，戳印，由大约6厘米×1.5厘米的长方形方框框起，竖写“宣州官窑”四字，阴文，款识行文与罐身方向垂直。文字坚挺遒劲，宛若铁线，应是由印章类比较坚硬的物体戳印而成。李广宁等先生认为，这些粗瓷罐应当是贮酒器，所谓“宣州官窑”，就是由宣州官府因官营酒业的生产需要而官办的陶瓷厂。北宋时期，宣州有酒务七处，年征课五万贯以上。东门渡窑生产的酒罐当然可以就近供给宣州官、私酒坊。2004年11月，宁国市在改造山门中路施工中，发现了大量四系、二系罐和残件，也发现了印有“宣州官窑”字样的酱黄釉罐。1991年3月中旬，在合肥市阜阳南路的拓宽工地上，距地表1.5米深处发现了一处筒形窖穴，窖穴内堆放有四百多件青黄釉与酱黄釉四系罐，经清理发现有八件下腹近底部位带“宣州官窑”款。合肥，宋代称为庐州，这里有酒务三处，岁课也在五万贯以上，《宋史》记载：庐州，望，保信军节度。北宋盛世的仁宗时期（公元1023-1063年），庐州驻有直属中央的五个禁军指挥，即忠节一、宣毅一、威果三，当时庐州满额兵丁当在2500名左右。合肥窖藏的四系罐正是供应军需的，或以贮酒或以贮水。酒可以鼓舞士气，也可以奖励战功，宋代军中专门有“背嵬军”给主帅背酒。所背酒瓶以粗瓷制成，曾因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名称为“韩瓶”。这类贮酒的“韩瓶”在长江下游的镇江及淮河南北等地都有发现。“康熙丁亥(三十二年，1767年)，苏城大旱，川泽皆涸。有渔人于阳城湖中掘得瓷粟数百，小口巨腹，容五升许，好事者取之养花，能结实，或谓此韩瓶也，韩蕲王（世忠）所遗，得者遂珍之”“宣州官窑”款四系瓶与所谓“韩瓶”的质地、造型相似，它们的功用应该是一致的。1985年，河南宜阳县西关窑窑址曾发现1件与韩瓶造型相似的器物，器身上腹部有两行竖写铭文“京西转运判官供奉酒□□□”，说明此瓶为酒器，无论是宣州官窑瓶还是韩瓶，它们都是为某些特定的官府机构生产的。生产方式可能是由官府直接经营窑场，工匠以服役或以雇佣的形式劳作其间。合肥窖藏出土物中带“宣州官窑”款的器物仅占全部的近四十分之一，可能存在两种情况：1.带款者是官办窑场产品，无款者是官府向民窑订烧的；2.这些器物均为官办窑场产品或全为订烧产品，只选择其中一些打戳记，权作代表而已。“宣州官窑之官与历代传统官窑（御窑）之官是两个名同而实异的概念，一个是官府之窑，一个是官家之窑”，传统官窑（御窑）烧造制度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皇权专制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非商品性生产，其实质是皇帝凭借传统政治特权对优质瓷器的一种特殊方式的占用。而宣州官窑却是非御用官办窑场，这类“官窑”的生产管理、运销、工匠身份、佣值等都有其特有的规定。袁南征先生著文指出，宣州官窑产品粗劣，它是一个完全不合乎传统概念的官窑，它仅仅是由官府开设的瓷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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