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教之路（二）
李国庆
1973年9月中旬，怀揣着节省下来的60元民师津贴，我跨进了安徽省南陵师范学校。
相比一大批回乡务农的知青，能从泥巴沟走进堂堂的师范学校，我算是幸运的，也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1973年6月份的一天，蔡老师从学区开会回来，带给我一个消息：今年公社有10个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指标，并鼓励我去公社报名。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文教干事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当官的"的办公室。尽管在课堂上面对娃娃们我还能保持着一份当老师的“威严"，可在“当官人"面前，我骨子里的木讷和怯懦还是暴露无遗。
文教干事姓李。可能是“当官的"素质高吧，也许是同姓的缘故吧，李干事立马“干起事来"，他态度和蔼地询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然后递一张表让我填。我扫了一眼表的内容，除了姓名、年龄、籍贯和个人简历外，重点就是“家庭成分"、“父母身份及职务"和“社会关系"等。我暗自庆幸，凭着世代贫雇农出身和父亲党员身份以及民师工作经历，这些应该条件成为我的“尚方宝剑"。
初选20名，我幸运入围。接下来文化考试，试卷是文理综合。至今还记得作文题“记一个党的好干部"；物理有道题是：用扁担和圆木棍挑担，哪个省力？为什么？当然，文化考试成绩只作为“推荐"的参考。
7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星星缀在天空眨着眼睛，像是对人间稀奇古怪的事感到困惑不解。父亲和我一直等候在公社大门外。直等到我的名字以第八名的排序出现在党委会记录本上，父子俩才深一脚浅一脚兴奋地摸回家。父亲走在前面，我看不清他的脸庞，但从他轻快的步伐里，可以读出他老人家此时喜悦兴奋的心情。
处暑过后，邮递员送来了录取通知书：安徽省南陵师范，赫然醒目。那一刻，全家像庆祝喜事一样，前来道喜的邻居们差点把个土墙房挤破了，家庭里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喜庆气氛。尤其是上学那天，生产队男女老少齐聚村口为我送行的热闹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南陵县当时和宣、郎、广以及泾县、繁昌、当涂、芜湖同属芜湖地区所辖，因此学员也来自上述八县一市，大多是下放知青，操着北京、上海、南京、合肥口音的比比皆是。我们这一届6个班300名学员，“正宗农民"身份的回乡知青寥寥无几。所以，在我们班，像我，“土包子"成为稀罕物，自卑感整日裹袭着我。好在我多少喝了9年墨水，也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过，尤其在教学岗位上“练过兵"，学识水平和专业基础还能与那些大城市来的学员比试比试，因此，在生活寒酸的同时还能时时聊以自慰。
第一年教学还算正规，课程开得比较齐，教师也很专业。作为在农村土生土长又当过孩子王的“土包子"的我，深知跳出农门的不易，深知知识不够用，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上课，课外和周末大多蜷缩在教室里啃书本、做笔记，以便日后分到工作岗位，对得起“农转非"，对得起“铁饭碗"。当然，有时周末感到无聊，偶尔也上街，但只能望物兴叹，“瞄白鱼"，满足一下眼睛的需求。别的同学每月能收到家里的汇款。而汇款于我，简直是“天方夜谭"，从家里带来的60元钱我只能精打细算，然后从每月15元菜票里省下来一些零用钱，来维持一学期的生活必需，再就是添买一些书籍，丝毫不敢有半点“奢侈"。
后来，一张毕业合影照宣告了两年师范生活的结束。7月初，县文教局来人把我们33个广德籍学员接回到本县，接受了职前“训话"后，又像撒种子一样把我们撒向全县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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