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马头商会
清时，马头是泾县十八市镇之一，位于青弋江畔水陆要冲。因得大江大河的航运之利，清乾隆年间有摄县事的江恂就题马头为“泾川锁钥”，言其位置的重要性。在交通不便的昔日，青弋江水道便成为黄山北麓宁国、太平、石埭、旌德、黟县以及本县山区的木竹柴炭、茶叶、桐油、山漆、五位子等山货的重要运输孔道。这些地区的山货都从小河中放排或行船进入青弋江，再由马头运往长江。
马头自元、明两朝始见店、铺、行栈，市场商业雏形已经形成。清时发展更快。太平天国战争之后，1865年清政府在马头镇设立了省辖的“安徽马头厘金局”。厘金局自成立至1927年撤销的六七十年间，从此河而下运输的木竹柴炭和其他山货都得在此停靠完税，因水运来的货物数量多，而厘金局完税手续烦琐，须逐船清查货物的品种、等级、数量、面积来计算税额，因此一般要等十多天甚至一个月才可以离开。因客商的停留，刺激了马头镇上的手工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镇上主要有布店、五洋杂货店（香烟、煤油、火柴、肥皂、蜡烛），有糕饼坊、砻坊（人工舂米）、漕坊、酱坊、油坊、炉坊（制作农具）、竹木行，竹木行中专门有放排业，手工制造业中有铁匠、银匠、铜匠、锡匠、竹匠、木匠店，木匠店中有上等的棺木，甚至还有一家用木机织布的机坊，有西医吴振铎开设的延寿医院，能做简单的外科手术。茶馆，客店众多，少数客店是青帮组织的基地，设立赌场和娼所。镇上还设有当铺和钱庄。同时，从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马头一带一直未遭受战火，仅有北伐战争的后溃军有少数残部进行骚扰，但很快就被收编为当地的自卫队。这种天时地利的因素使得马头商会组织应运而生。
民国七年（1918）年，泾县商会成立。自此之后，马头、赤滩等地商会相继成立。泾县雷塘人陈少坪担任马头商会会长一职时是马头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商会有一枚由省里下发的“安徽省泾县马头镇商会钤印”的铜印。当时因市场活跃，商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是摊派各项费捐，包括镇上更棚、渡船、三圣殿和其它寺庙费用、出会、唱戏费用、公安局的补助、过往军队所需粮夫钱、自卫队的粮饷、被褥等都由商会按照各店负担、加以摊派。
二是决定各店应分配的印花税额。
三是决定铜钞与银元的比价，这个比价一般是一块银元按三吊即三百个铜钞，平时则依这个标准上下浮动。如果下半年铜钞流通量减少，一块银元只能换铜钞三吊以下，到过年时各店家和住户都要包红纸包，大量铜钞被收起来，一块银元甚至只能换铜钞二吊八。到春天市面铜钞增多，一块银元可换三吊以上，甚至能换三吊二。这个比例经商会会长和几个大店管事商定，通知更棚鸣锣宣布。
四是调解纠纷，包括商店内部资方几个股东之间的矛盾纠纷以及劳资之间的矛盾，如杂货店内砻坊师傅要求增加工资等。
五是督促各店不得短斤缺两，保证镇上的信誉和生意正常进行。
二三十年代，马头商会除设立正副会长外，另设常务委员会和监事会常务委员五人，监事二人，当时的雷塘人陈少坪任会长，董村人董翰章任副会长。他们二人配合默契，担任商会常务委员和监事的都是镇上各个大店的主人或管事。
1932至1933年间，马头镇上还设立了同业公会，有杂货业公会、布匹业公会、山货业公会、船业公会，但是镇上的商家事务仍由商会处理，公会的作用微乎其微。
1935年陈少坪去世后商会会长一职人选频频变动，先由纪村人卫朝天到章村人章少如再到绩溪人冯述人。
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后，宣城和南陵沦陷，马头临近抗战前线，过境的队伍很多，其中国民党五十二师常驻马头，日机不断来袭。商家经常要到乡下“逃警报”。1940年阴历九月二十四日日军分几路入侵马头镇，第二天早上撤离时烧毁大小店铺十二三家。之后商家又遭到地痞的大肆掳掠，马头商业元气大伤。大多商家关门歇业。有些商家存货被掠，进货困难，加上马头河为国民党五十二师封锁，奚滩（属南陵县）以下又被日军封锁，少量货物需行贿才能通过。走私盛行。这一时期，马头镇上大店衰败，商业凋敝，商会经费筹措困难，会长在冯续之和吴春如两人间轮流。
抗战胜利后马头商会不设会长，改设商会常务理事会，理事长负责制，理事长由冯、吴二人交替担任。另选常务理事四人共五人。常务理事会主持商会事务。战后大的商家资金匮乏，恢复经营困难。1947年后物价不断上涨，商店买卖全都以粮食计价，泾县南乡西南乡的经营管理人员和资金大量流失。同时到了四十年代之后，马头附近的青弋江河道已日渐淤积，马头摆渡每隔数年便要向下游移动一次，行船在河边停靠地点也几度向下迁移。因此这个因航运而兴起的集镇终于不可避免地由繁荣转向衰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马头商会也随着商业的衰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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