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三代人的婚礼
李小米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一个男人与女人去公社领取了结婚证，结婚证上印着毛主席语录：“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两人去供销社凭票买了糖、饼干。用一块猪骨头舀盐巴的供销社人员，在结婚证上盖了两个章——糖已供、饼干已供。这两人，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我奶奶当年给父亲母亲结婚送的礼物，是一口樟木箱子、两床棉絮。爷爷请来大队干部吃了一顿饭，算是婚宴了。40多年后，母亲还能清晰地回忆那一顿饭的菜肴：腊猪脚炖土豆、炒大白菜、萝卜汤。大队干部出门时，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顺手掐了一个竹丫当牙签，边掏边嘱托我父亲：“李同志，你是国家干部，回来要参加集体劳动啊！”新婚之夜，小脚的奶奶，蹑手蹑脚走进父亲母亲的土坯房，点燃了煤油灯。母亲回忆说，他们共同学习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以后才入睡。一个月后，父亲带着母亲去城里相馆照了一张黑白结婚照，照相的师傅吩咐母亲，不要眨眼睛，母亲望着明晃晃的灯光，一连照了几次才成功。而今，这张发黄的照片，夹在家里老影集里，父亲母亲常常翻看，成为他们回忆的一部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最小的幺叔结婚，他的对象是村里一个大户的女儿。女方家很爱面子，让算命先生看好了结婚日子，幺叔的老丈人突然放出话来：“必须四大件，少了一件也不要娶我女儿！”老丈人点名的四大件是：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和录音机。我的幺叔，哭哭啼啼来到城里，找我父亲借了2000多块钱，终于买齐了四大件。婚礼那天，幺叔还遇到了一场“抢亲”闹剧，其实是要给那些帮忙的人发红包，一人发放了5块钱的红包后，幺叔才抱得美人归。我幺叔在村里办的酒席，有40多桌，连乡里的乡长也来送了10块钱礼金，还在酒宴上即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吃了晚饭才走。
1994年秋天，我在一个小镇工作，我就要和县城里爱恋的女子结婚了，喜悦的水鸟在大河边的船舷上翻飞。我把单位分配给我的婚房，用石灰刷得粉白。我妈背着一大背篼山里核桃来到小镇，望着新房，一直笑啊笑。那一年，和我闹翻的一个朋友，在我新婚到来时，也主动与我和解了，他还借来一辆桑塔纳小车，开着去为我娶亲。我的婚礼，是在小镇酒楼办的，那天，一个叫花子也混进来坐席吃酒了，母亲还送了他一个红包。结婚的司仪，是我单位一个老领导，老领导在婚礼上发表讲话，祝我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段子说，本想与你白头到老，哪知你却偷偷去染了发。这是婚礼上最俗气而又最美好的祝福了，我当年是一个典型文艺男，回头示意老领导，说点新鲜的，这下却难为了他，他一时紧张得不知道说啥才好，突然憋足了气，高声说：“祝大会圆满成功！”那年，我简朴的婚礼一共花费了3900多元，我收到的礼金，有5000多元，略有节余。
上个月，我的一个堂侄儿结婚。为了他结婚在城里买房，我的堂伯，把几十年节衣缩食缠在裤腰带上的20多万元也全都拿出来了。为了把婚礼办得风光，在城里最豪华的宾馆，光是婚礼司仪和场景布置，就花了3万多元。还有婚礼中租来的名车，之前去照的结婚照，婚礼上放的微电影，又是好几万。婚礼上的宴席，是888元一桌。婚宴结束时，我看到堂伯和堂伯母，拿着塑料袋，挨着桌子把剩菜打包，堂伯母叹着气说：“这些娃娃，没受过苦哦……”
我家三代人的婚礼，微缩成半个世纪生活的瞭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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