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野猪的背后艰辛——探寻古黟民俗表演的实践基础
□胡时滨
山越是汉末三国时期分布于江南部分山区古越族后裔的通称，是秦汉之交百越（粤）的一支后裔。
由于秦汉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山越已与汉人区别不大，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因逃避政府赋役而入山的汉人。虽然已不见“被发文身”，“断发”习俗也以“椎髻”所代替，但仍然操着汉人所不能懂的像鸟声一样的语言。山越虽以种族作称谓，但实际上是居于江南山地的部落土著，故亦称“山民”。按《三国志》等史籍的记载，皖南是山越人最后的退守地。
此时黟县的疆域较今天县域面积要大得多，原住民多为山越之后。山越的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种植谷物，又因“山出铜铁”，而常常“自铸兵甲”。他们大分散、小聚居，好习武，以山险为依托，组成武装集团，其首领有“帅”、“大帅”、“宗帅”等诸多称谓，对于中央封建政权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为此，孙吴与山越进行了十年之久的战争。当时，黟县宗帅陈仆、祖山就率领山民二万户屯守林历山，对抗东吴孙权的统治。“歙、黟的山越终于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孙权部将贺齐所镇压”（《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黟县自古人多地狭，山区田地更少，山民主要以垦山种苞谷（即玉米）为主。清代著名学者、黟人俞正燮在《黟山竹枝词》中写道：“两般胜贵米与钱，大业从来说垦田；人众真难为造物，包芦已植到山巅。”生动描述了当时黟县社会状况。山民垦山种粮，除了指望上苍赐予风调雨顺，还需提防野兽的侵扰糟蹋。以种苞芦为例，七月打苞，八月灌浆，九月才能成熟下山。此期间，恰是野兽出没活动频繁季节，这时的野猪十分猖獗，经常在深夜出没，将大片大片的苞芦扳倒，甚至连根拱起，弄得一片狼藉，待收的庄稼被损毁不少。甚至有的野兽潜入山宅，掀翻鸡笼，叼走小鸡，或者拱垮猪圈，吃掉猪仔。山民们只得手持竹梆上山赶野猪，看护即将成熟的庄稼。清代黟人王元瑞就有“山后山前畏虎狼，苞芦终夜守鸣梆”的诗句。
多少年来，“赶野猪”成了男性山民夏秋之际重要农活。
民俗节目“山越之秋——赶野猪”，正是基于上述历史背景和生活实践而产生，是一种原汁原味的黟县民间百姓原始而古朴的生活细节文化生活的写照。具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赶野猪舞蹈表演的内容主要是表现山民为了保卫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在每当夜幕降临时，就集体出发来到山脚，然后分别手持火把、竹梆，边敲边爬上各自山头的山棚，并燃起篝火，嘴上还得不停地吆喝。不时地敲打竹梆、吆喝，一方面驱赶野猪，一方面与其它山头的同伴联络。饥饿的野猪有时成群结队来侵扰，单个人的驱赶是不起作用的，于是便联络上大伙，从各山头集中分几路同时驱赶，并用火把威胁，最终将凶恶的野兽驱赶。到凌晨，大伙又从各自山头来到山脚集中，交流昨晚的“敌情”与“战况”，总结经验，以便再“战”。
近年来，为了既不伤害野猪，又使庄稼免受其害，当地农民因地制宜想出了许多驱赶妙招：用旧衣裳扎成稻草人，稻草人手执竹条随风飘动；在田间安装录音喇叭，一天到晚播放“哇唬、哇唬”的驱赶声；庄稼四周挂上臭哄哄的猪骨头，让野猪闻之却步；或者漫山遍野倒挂着一只只热水瓶胆，经月光、灯光等光线一照，瓶胆折射耀眼的反射光，足以震慑野猪，再加上瓶胆表面如哈哈镜一般，让野猪看到在水银面上另一个变大变形的自己，还当是遇见了何方怪兽，野猪被吓得逃之夭夭。或者由水槽、接水筒、铁质撞击物三部件组成，由放水槽将水注入接水筒，接水筒水装满后就会翻转撞击铁器，所以，隔几分钟就会发出“哐、哐”的巨响，吓得野猪逃得远远的。
正是基于生活的实践、并来自于鲜活生活，山民们将与大自然相处的劳动生活逐步演绎成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表现了山民们勤劳不倔的本色与精神。其表演形式有群舞及巡游。它的舞蹈特点是节奏强烈、舞步扎实、生活鲜明、艺术再现。具有厚实、粗犷、坚韧性情。在第九届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上，黟县将此作为民俗节目参加民俗活动表演并获得当年的民俗表演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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