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金蔷薇》
纪 天
这是一个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的青春女子，已伴随我走过青年、中年，并靠近人生之老年。这个女子，她让我常读常新，并时有所悟。这是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斯基“关于作家劳动的杂记”——《金蔷薇》。
这本书，装帧极其简单，但素雅而大方。两枚纤细的花茎直直地向上仰着，带着几片叶子的蔷薇花，从书的地平线直升到书的天际线，直探着昂扬的头颅。一枚蔷薇花开得正艳，另一枚蔷薇花，正含苞待放，一高一低，与“金蔷薇”三个字的钢笔书法，恰到好处地构成“黄金分割”。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1985年6月，时任安徽青年报副刊部主任的周根苗老师恐是鼓励我这位文学青年，曾从合肥寄来一本赠我。当时，我供职在歙县教委。办公地点为歙县著名的古紫阳书院里的《歙县教育志》编写组办公室。当我收到这本书时，竟高兴得手舞足蹈，与同事、老作家潘政邦交相阅读。潘老师告诉我：“你遇上好人了。”还说：“当年，我与著名作家陈登科相识，并且在一张报纸上发表作品，结下了深厚友谊。就是因为有登科老的指点……”
“晓东同志惠存 周根苗 八五年六月”。见到《金蔷薇》扉页上这些字，就让我记起当年参加全国青年散文诗大赛期间，在报社见到根苗老师的情景：但见根苗老师穿着当时颇为时尚的米色风衣，聊时深情地告诉我，“写作者除掉勤奋写作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知识修养，注意情绪积累，把握写作规律……”如今这本有根苗老师题字的小册子，一直伴我从歙县到屯溪、到合肥、到广州、到北京……或出差公干，或兼职讲学，总之形影不离，不时有天地之美的诱导而生发思想光芒的降临，以至于对创作冲动有了崭新的理解。
所谓“灵感”，即是有印象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具有概念性，更具有说明性。它是创作者努力工作的心理状态。灵感，它有着诗样的色彩，歌样的质感，画样的线条，舞样的姿态，表现的是思想的内核的张力和具象形式的多样性，及其灵感本身具有的瞬间消失的敏捷性。如同静静月夜里的清雾，轻盈而灵动；如同春天绚丽的早晨，禾苗上缀满欲滴的簇簇露珠；又恰似初恋的年轻女子，娇羞而矜持，那迷人的微笑，欲言又止的表情，曼妙而风情；还如久违的朋友，推杯换盏间那酣畅的朗朗笑声……
这便是文学缪斯的亲近。
这便是创作者情不自禁的写作状态。
时值当下，炎炎夏日的周末傍晚，躺在乡间大院不算雅致的竹床上，思想高举着激情的火把，回照着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三十年的公干，除近十年间的基层单位负责人外，更多的时间是为了单位、为了地方，抑或是为了领导们的需要，紧握着笔杆子，而努力地挖掘……这种挖掘，有时也不自觉地进入了灵感状态，悦己悦人，也助力了地方（单位）的稳定、发展与突破。
几天前，读到《安徽日报·黄山副刊》头条散文《怀想桐庐》，作者周根苗。这不是我三十年前的文学老师的新作吗？于是乎，我精心阅读起这篇情思绵绵、语言洁净的精彩美文，不禁为老师笔下桐庐的“山青、水秀、史悠、境雅”而陶醉。其实啊，作家故乡与笔者故乡徽州一样，文风郁起，积淀深厚，是祖国大地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地域文化重镇。
当我的文学老师为心驰神往的桐庐而兴致盎然，《怀想桐庐》，泛舟“参差绿到大江边，翠道随人欲上船”的富春江时，笔者正在徽州古村落一间不知名的修竹居里，思接万端，神合“缪斯”——我的《金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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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歙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