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鳞图册”历险记

江淮时报 2016-11-01 00:00 大字

□江志伟汪苹文／图

2010年7月20日，经国家档案局组织的专家审定，安徽省休宁县档案馆保存的明清时期土地管理登记簿册（俗称“鱼鳞图册”），被入选为“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成果展”展品目录。

美国马里兰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哈里斯博士曾在休宁县这样赞誉“鱼鳞图册”，他说：“在休宁能看到世上现存这么久远、这么多数量，又这么完整的土地赋役管理档案，实在了不起！ ”

藏宝在休宁

“鱼鳞图册”，是旧时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丘段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由于绘出的田亩图形“形若鱼鳞”，又装订成册，因而这些小册子被称之为“鱼鳞图册”。它对于中国土地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被誉作“中国档案学第一册”。

虽然全国好多地方都有“鱼鳞图册”发现的报告，然而，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种类上，都以休宁县的为主。而在休宁县里，这些奇迹般地大量发现的明清时期的“鱼鳞图册”，也一直被当做休宁县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中的瑰宝，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内容之完整，为全国罕见。

现在休宁珍藏的 “鱼鳞图册”共有1153卷，是清代顺治、康熙和雍正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的完整珍存，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一套，是研究清代农村土地变化、经济状况和赋税征收等可靠的历史资料，因此十分珍贵、十分罕见。

“鱼鳞图册”真实反映了徽州私有土地管理中的土地转让、租佃、买卖、课税等关系，是研究徽州当时农村经济状况、农业荒恳政策、水利灌溉、土地测绘和田地转移频率节奏的依据，也是研究徽州商业和徽州农业之间关系的有力佐证。同时，它作为人类历史记忆的共同遗产，也受到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档案学家、史学家的青睐。

钟鼓楼内躲浩劫

令读者最感兴趣的事儿是：这些最早制作于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年）的休宁“鱼鳞图册”，历经七百二十五年的沧桑而不毁，到底是深藏于何方妙处，才得以躲劫、避祸，一直完好地、奇迹般地保存到今天的呢？答案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原来它们就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休宁钟鼓楼三楼右边的阁楼里！

为什么当年要将这些“鱼鳞图册”深藏于钟鼓楼之中呢？这是因为钟鼓楼自古以来就是古县衙的门户，是古县衙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钟鼓楼旁边的一排低矮平房建筑，一直以来都是县里的财政税务部门的办公场所，本属于财税部门管辖的“鱼鳞图册”档案资料，就近存放于旁边的钟鼓楼的阁楼内，当然是天经地义之事。

“文革”时期，为什么这些本属于典型的“四旧”，竟然能够躲过史无前例的浩劫呢？答案极富戏剧性：原来是歪打正着的“民兵”的变相守护保护了它们。

据休宁县档案局原局长、“文革”时期的休宁县民兵指挥部负责人赵天周回忆：“文革”时期，休宁县民兵指挥部占用了钟鼓楼，并将作训组和治安组设在楼内。这些民兵白天、夜晚连轴转的巡逻、看守、值班，吃、住均在楼内；并不时地将一些清理出来的来路不明的流浪汉带到这儿暂时收容，致使这钟鼓楼内外全天候不断人，并成为森严壁垒的“闲人莫入”之地。而那些大批的“鱼鳞图册”，则满屋堆放在三楼上的右厢房里，与民兵和流浪汉同楼共存，在当时的民兵与流浪汉的眼中，不啻是一堆古旧的废纸而已。

其中的极少部分 “鱼鳞图册”等文物，在最初的时候，确实被流浪汉们当做如厕时的手纸消耗了一些。后来被民兵们发现之后，才在古门环上加了把铁锁，目的是防范他们放火破坏，而并非是知道了它们的价值。

护宝险情多

真是命途多舛、险象环生啊，在“鱼鳞图册”的发现之旅中，竟然一连三次遇险、又三次都奇迹般地得以化险为夷！

第一次险情发生在1976年左右、“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在清理、打扫钟鼓楼的时候，就有人提议将原存放在三楼右厢房里的这一大堆“鱼鳞图册”等古老档案资料，一起运到楼下平房里去，还有人提议把这些废纸打个火堆烧掉了事，这是因为平房面积实在太小，难以存放这些古旧档案。在此平房里办公的县财税局确实是困境加窘境，加之这些个古旧档案也已经大大超出了档案保存期，处理掉也未尝不可，更何况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价值呢？于是，便有“当作废纸打个火堆烧掉”的想法出现，酿成“鱼鳞图册”的第一次险情。

这次险情解除的有功之臣，是原财税局局长朱启祥，他说了一句“这些东西烧掉，未免有些可惜了”的话儿，终于止住了“火烧‘鱼鳞图册\’”的打算，使这些“鱼鳞图册”得以首次化险为夷。

第二次险情发生在 1983年，县里鉴于改善当时文物管理所办公条件的考虑，将原属县财税局管辖使用的钟鼓楼及其平房，一块划拨给县文物管理所。现县文物局局长、原县文管所干部汪涛全程参与了这次划拨的移交、接收工作。他回忆说：当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情景是，这些深藏于钟鼓楼三楼右侧厢房里的堆积如山的“鱼鳞图册”等古旧档案，就散乱地堆放在破旧斑驳的钟鼓楼三楼靠右侧的厢房中，杂乱地堆了一地，堆得很高，灰尘很厚，气味难闻。时任所长吴宏仁与汪涛、金正敏等三人，在接受清理钟鼓楼的过程中，也被这堆财税局不要的古旧财税档案（当时只认为是财税局遗留下的财税档案）的处理问题所困惑。因为那用于办公室的平房的面积只有40个平方，而大量的文物藏品，则只能存放于钟鼓楼上的几个厢房之中，更是捉襟见肘。于是，有人提出了“将这些古旧废纸拉到造纸厂打纸浆、以便腾出一间空房做库房”的处理方案，并与造纸厂进行了联系，“鱼鳞图册”因此遭遇到第二次险情。

这次险情的化解，功劳归于时任文管所所长的吴宏仁。因为在此前不久，他刚刚从省文物局举办的文管干部文博培训班接受了专业的文物知识培训回来，因此在这些“鱼鳞图册”等乱纸堆面前，一种文博职业的敏感，促使他当机立断地夭折了“当废纸打纸浆”的动议，他断然否定了“废纸”说，尽管当时他并未能充分估计到这些 “鱼鳞图册”的真正价值，甚至于连它们的名字叫作“鱼鳞图册”都不知道.

但是，无处存放这些乱纸堆的问题却并未能得到解决。在与县档案局取得联系之后，汪涛等人拉着3辆板车，满满当当地运到县档案馆中移交。其实，当时蜗居在县委办对面的县档案馆，也是简陋寒酸、捉襟见肘、无处堆放；然而，非常妙不可言的是，在如此拮据的窘境之下，他们居然就全部接收了下来，而且一放就是十年，直到第三次险情的发生。

第三次“险情”发生在1993年前后，档案馆内此前存放的所有“鱼鳞图册”，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知晓，他们三次派先遣人员进行过初步的整理，一一编了号，并用牛皮纸一一打好包，意欲高价购买。

当时的馆长赵天周是新上任，与中科院的协议则是他前任的决定。他详细盘问馆员：“馆里的这些‘鱼鳞图册\’打成包干什么？ ”答曰：“卖给中国社科院”；又问：“为什么要卖给中国社科院？ ”答曰：“可以卖到20万元钱，给我们盖个新的档案馆”；再问：“这事县里知道吗？ ”答曰：“知道”……

赵天周陷入沉思：既然中国社科院千里迢迢地南下我们休宁小县来购买这些“鱼鳞图册”，就说明了这个东西极有价值；既然这个东西对他们有价值，难道对我们就没有价值吗？……于是，赵天周便将此情向安徽省档案局领导作了电话汇报，并火速遵命赴省当面汇报。省档案局领导进一步了解了详情之后，觉得事关重大，于是向分管副省长张润霞作了紧急专题报告，这位有着研究生学历的张副省长当即指示：“我们安徽省就这么穷了？穷到要靠卖档案来盖房子的地步了？不能卖！”总算是化险为夷地化解了这次险情，“鱼鳞图册”总算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没有流失出去。

令人欣喜的是，新的档案局（馆）大楼，也在休宁县政府两次拨付专款，加上省财政拨付专款，终于在1998年在新址上盖了起来。

“鱼鳞图册”也终于能够与其他馆藏珍贵档案一块，离开原县委办对面的简陋旧馆，并按照档案工作的业务规范，对这些“鱼鳞图册”等档案文物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与归档，从此得以在新馆中科学地、安全地保护与珍藏。

□韩加宁隆阜，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戴震的家乡。“隆阜一村，会不会是“自入民国”，最新潮之鼓荡，文化事业逐渐发达，学校林立，经诵相闻；实业教育，相互竞进，誉者至谓新安文化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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