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巨帙铿锵出世———初读《黄山市志》感言
□ 屯溪 余百川
案头的《黄山市志》，三大本，洋洋洒洒400多万言，散发出缕缕油墨的馨香。我专注地、轻轻地掀翻着，一页，一页，又一页……
黄山市修编史志年代久远，公元五世纪的梁代，徽州就有了府志，隋唐至北宋又相继撰编有《新安郡志》等，南宋时，呈坎人罗愿于1175年编撰成《新安志》10卷，体例完备，章法严谨，繁简得当，突破传统，开一代中国方志史之新风。明清时期，各地修志尤为盛行。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共和国第一轮修志，黄山市在1989年推出了《徽州地区简志》，曾获全国优秀志书一等奖。如今，历时七个春秋，字斟句酌，数易其稿，终于玉成《黄山市志》的横空出世。不容置疑，它的问世是黄山市重大文化建设工程的一个硕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收获。
《黄山市志》的编纂成书，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择其要者，愚以为：
一是它的全面性和系统化。本来，全面与系统的记述是志书的特质，然而，《黄山市志》无论是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都做到了面面俱到，百无一失。它的上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即从秦王政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置黟、歙二县起，至下限的2006年，时间跨度达2222年。市志的主体部分分为六大部类，即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人物。按此六大部类依次用36个大卷，分别就建置、地理、土地、人口、城建、农业等等50多个专项，采取了以志为主的志、记、传、图、表、录等多种表述形式与手段，作了周详的记述。除此，在卷首除总述、大事记，还有彩印行政区划图和中心城区概貌及夜景的巨幅彩照，更有英文的对照目录。同时，考虑到“邓小平视察黄山”等重大事件在黄山市具有特殊意义，在卷末单设了“专记”。这样的周全与系统性是其它地方史志难以企及的。
二是充分彰显了黄山市的鲜明特色和地域性特点。黄山市是古徽州所在地，有“文献之邦”、“文物之海”、“文书之库”的美誉，它蕴藏着丰富的文献典籍、原始文书、地面地下遗存、民间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支撑徽文化研究的基石。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既是我们世代承传的宝贵财富，也为众多海内外学者所心驰神往。为此，市志在卷二十四《文化》外，又分设了《徽州文化》、《艺文》和《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专卷，成为《黄山市志》浓墨重彩的篇章。而在这些专卷中，又各分若干条目。如《徽州文化》专卷中，还分别就徽商、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刻书、徽州藏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派建筑、徽菜等12个门类作了详述。这就凸显了黄山市的悠久历史和绚丽灿烂的徽文化。
三是坚持科学地采集利用资料与数据，做到准确、翔实、可靠。史志编撰中撷取准确无误、真实可靠的资料与数据，是志书的本质属性，也是它的根本要求。资料和数据反映历史的真相，要确凿无误，经得住推敲和检验。编撰者对此态度十分慎重，他们制订并刊于卷首的《凡例》，就明确规定：“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数据为准，统计局缺的，采用专业部门数据”；“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各单位档案馆（室）、图书馆、博物馆、统计局、正史、家谱、有关报刊、专著和口碑资料”。对资料与数据的获取，一点也不含糊。《凡例》还就记述地域范围、记述内容时限、采用表述形式、志书类目结构、人物卷通例及排序、年号与纪年、计量单位应用和产值统计价格计算等等都有明晰而周到的规定。由于黄山市行政区划有过多次变更，统计和采用数据有些麻烦，因此《凡例》定了一条铁律：“建市前，能分拆的数字以市域范畴统计，前加‘市域\’二字；无法分拆的数字前仍以‘全区\’标明，以示区别。”如此细致、周全、缜密、求真的科学态度，保证了《黄山市志》可以让人们完整地了解一个逝去的“昨天”。
四是编纂始末全程的给力使市志极具权威性。这一点，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从领导重视和关注度说，编纂委员会的组成，从2003年9月起，随着市政府领导同志的调任作了四次调整，由市长挂帅的主任就换了三茬。此外，还诚聘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等8位专家学者担任学术顾问。又专设了“审稿组”和“人物审定组”。参与主编、编纂和编务的“编辑部”有12人，而为市志供稿、核稿的竟多达296人。完备的组织加坚强的领导加奋力的团队，保证了市志编纂的高质量和进程顺利。再从具体操作过程的层面看，编者从分纂到成稿的程序分“六步”、“六稿”和“二十审”，就可“斑窥一豹”了。“六步”的第一步是各承编单位完成初稿，经单位领导审阅后送市志办。再“亦步亦趋”、“步步为营”地推进，直到第六步梳理统稿修改成送审稿，报市政府和省志办审定。“六稿”是指初稿、分纂稿、总纂稿、评议稿、送审稿和最后的定稿。“二十审”如同设置20道门坎，一道比一道高；过20次关隘，一次比一次严。从单位三审、责编三审、主编三审、顾问二审、编委二审、人物审定组和市志审稿组各二审，直至省志办二审、大会审，最后才定稿付梓。如此这般“七上八下”，层层把关，使洋洋大观的《黄山市志》，不只做到内容繁复全面，结构系统严谨，史实详尽求是，资料精确无误，真正成为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的一部“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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