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胜而不美”的和平精神
事实上，儒道两家作为中华国学文化的思想主干，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当今学者，理当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客观分析，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鉴于此，本文以道家代表作《道德经》为例，略作分析，从一个侧面发掘其思想内涵与当代价值。
□詹石窗
兵为不祥之器
●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乃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道家认为，兵是凶器，不是吉祥的象征，所以天道是厌恶的。是否用兵，不应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来确定，要看天道的运转，弄清楚事物发展的大趋势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开门见山，指出了“兵”为何物的问题：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开头第一句，“夫兵者”，河上公本、王弼本均作“夫佳兵者”；帛书本无“佳”字，今从帛书本。
为什么采用帛书本呢？其理由是汉初的《黄石公三略》，以及刘安聚合一批学者们编纂的《淮南鸿烈》，都以“夫兵者”开头，并无“佳”字。“兵”与“佳兵”的区别在哪里？从逻辑上看，“兵”是笼统地说，而“佳兵”则突出了以用兵为美事，去掉一个“佳”字其所批评的对象便明确了，矛头直指那些喜欢用兵的人。
为什么说“兵”是“不祥之器”呢？这里的“器”当作器物、工具、用品讲。如何看待这种器物的地位？《黄石公三略》卷下有一段很好的解释：
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
意思是讲：兵是一种凶险的器具，不是吉祥的象征，所以天道是厌恶的；不得已而用兵，才符合天道。“道”对于人的重要意义，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得到了水，鱼才能生存；反之，鱼就会死亡。所以君子对“道”总是怀着敬畏之心，从来不敢失道。
《黄石公三略》这段话用了“天道”与“道”的概念。众所周知，从《易经》以来，诸子百家都讲“道”。按照“三才”对应的思路，“道”涵盖了“天道”“地道”与“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所以天道乃是地道、人道的准则。《黄石公三略》讲“不得已”而用兵是“天道”，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涵义：第一，用兵打仗，不是完全不可以，在一定的时机背景下，用兵是被允许的；但必须非常慎重对待，因为用兵打仗总要死人，凶险不祥。第二，到底是用兵还是不用兵，不应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来确定，而是要看天道的运转，弄清楚事物发展的大趋势。如果社会发展呈现出需要用兵的大趋势，那就果断用兵，这就是天道。
用兵是否具备大趋势？这应该从动机与目的角度来理解。对此，《淮南子·兵略训》有简明而深刻的论述，它说：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
在《淮南子》一书看来，古时候出兵打仗，并不是为了扩充土地，也不是为了掠夺金银财宝，而是为了挽救危亡，平定天下的祸乱，为天下万民除害。这就是说，要不要用兵，应该从人民的生命安全与根本利益出发，从社会发展态势出发。
有贪婪而起的战争，也就有遏制贪婪的反战。所以，《淮南子·兵略训》进一步说：
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
面对世间混乱的争战局面，圣人毅然奋起，组织人马，征讨强暴，平定乱世，避免危险，除去污秽，这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宁的正义之战。如果没有是非标准，以污浊为清纯，以危害为安宁，社会的维系就中断了，那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啊！
战争的事由来已久。《淮南子·兵略训》举例说：黄帝与炎帝的战争发生于阪泉，最终黄帝战胜了炎帝。颛顼与共工相争，共工愤怒而触不周之山。黄帝还与蚩尤在涿鹿之野开战，黄帝打败了蚩尤。尧帝在南阳的丹水征讨不义；舜帝攻伐三苗，大禹的儿子在扶风攻打有扈。这一切表明，即使在五帝时期，也是战事连连，又何况衰乱的时代呢？
《淮南子·兵略训》在列举了五帝时期的诸多战事之后，发了一通感慨：
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故圣人之用兵也，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
首先，《淮南子》对用兵的目的作了定性。“禁暴讨乱”，是其核心精神。表面看来，“暴”与“乱”似乎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暴乱”联称，但实际上“暴”与“乱”是有一定区别的。“暴”指的是强悍力量的使用，致使他者中伤死亡；而“乱”指的是无头绪、无秩序、动荡不安的现象。就人们生活的需要看，无论是“暴”还是“乱”，都不是社会大众所希望的。因此，从性质上看，“暴”与“乱”都不符合正义。从社会治理的目标出发，两者都需要制止。这就是说，用以制止暴乱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其次，《淮南子》指出了古代圣人对于用兵的十分谨慎态度。老子为什么说“用兵”之事“物或恶之”，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历史文化背景了。至于说到用兵的效果，《淮南子》用“栉发耨苗”作比喻。“栉发”就是用梳子梳头，“耨苗”就是除草。梳头时会掉下一些头发，这些头发是老的，没有生命力了，掉下来是自然淘汰；而“耨苗”除了去掉杂草之外，还要拔掉那些过密的苗子，但相比于留下来的部分，被拔除的是少数。故而《淮南子》说“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亦即利大于弊。
然而，不论情况如何，对于社会民众的生活来讲，用兵打仗不是好事，其结果是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甚至连飞鸟都远走他方，野兽也逃遁了，老子所谓“物或恶之”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清代学者宋常星《道德经讲义》第三十一章进一步解释说：
故有道之人，必不持此佳兵之器，必不用此不祥之兵，以道德化民，以无为服众，不争而自然平定，不战而自然来归，奚用佳兵？故曰：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这段话一方面阐述了用兵之不祥，另一方面说明“以道德化民”的重要性，彰显了老子关于“有道者不处”的理由。所谓“处”就是处理，“不处”就是不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由此，我们看到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乃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
“左右”的吉凶含义
●“用兵不祥”的看法具有客观的历史依据。“用兵则贵右”，是要人们悟彻“用兵”是阴杀，非利民兴国之本。居于上位的决策者必须拥有慈悲心，不可以打仗获胜为美事，而是乐于救济、扶持众生
老子关于“用兵不祥”的看法，不仅具有客观的历史依据，而且有礼仪方面的遵循。他在讲了“有道者不处”之后，接着说：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这段话的直观意思是：君子平时以左边为尊贵，打仗时以右边为尊贵。兵器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非有道君子使用的法宝。有道之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它。但即使是这样，也以心平气和为首要条件；哪怕战胜了，也不认为那是一件美好的事。如果你以战胜为美好，那就证明你的心里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就难以得到天下之人的归服，就更谈不上顺利治理天下了。
文中的“左右”两个字是老子这段论说的关键词。也许有人会说：“左右”如此简单，连刚刚学会说话的三岁儿童都懂得，怎么会成为老子论说的关键呢？其实，这正是老子言说意味深长之妙。
从文字起源方面看，“左右”最初表示的是人的双手，一手一边。当面朝南时，身体东边一侧的那只手就是左手，而西边一侧的那只手就是右手。于是，“左”便可以代表东方之位，而“右”则可以代表西方之位。往古之际，先民们常以左右两手的某些动作表示呼求、祷告，故而“左右”便衍生出动词的功能，“左”表示朝着东侧行进，而“右”则表示向西侧行进。
《诗·小雅·裳裳者华》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维其有之，是以似之。
就直观而言，这六句的意思是讲：左边有人来辅佐，君子应付很适宜。右边有人来相佑，君子发挥有余地。只因君子有其长，所以祖业能承继。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左边称“宜”，而右边称“有”。就字源而论，“宜”与“俎”同出于“而且”的“且”。在甲骨文中，“且”的字形是两“夕”重叠，中间有一条横线，“夕”是肉片的象形，而横线代表平分，亦即祭祖杀牲，平分肉食。因为分肉公平合理，非常恰当，所以适宜。
与“宜”字对应的是“有”。其本字是“又”，甲骨文的字形像一只手张开，有所抓持。到了金文，字形演化，加上“月”（肉），就成为手加上“肉”的“有”字。这时候的“有”，代表“不宜”，也就是不合理的持有。因此，许慎《说文解字》称：“有，不宜有也。”为什么“不宜有”？《说文解字》引用《春秋传》“日月有食之”予以说明。所谓“日月有食之”意味着发生了日食、月食现象，先民们是为了救日、救月而举行祭祀活动的，这样的祭祀与祭祀祖先不同，属于凶祭，尽管在祭祀之后也同样分了肉，却不适宜，故而只能称作“有”。可见，最初的“有”与当今口头语的“有没有”的“有”存在很大的差别。当今人们说“有没有”只是表示对事物存在状态的肯定或否定，并无“吉凶”的涵义，而古人最初对“有”这个字的使用，却包含“凶”的意味。
如果将“宜”“有”与“左右”联系起来，就更加可以发现古人对“吉凶”问题的讲究。由汉代毛亨传、郑玄笺、唐代孔颖达疏的《毛诗注疏》卷十四在解释上面引证的《诗·小雅·裳裳者华》关于“左右”的内涵时说：
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之事。这条注文，以阴阳理论解释“左右”，左边之路径属阳，右边之路径属阴。朝祀，太阳升起，正气旺盛，代表吉利；而“丧戎”乃是因为战争阵亡而祭祀，所以为“凶”。
经过以上追溯，再回过头看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关于“贵左”与“贵右”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贵”是什么意思？宋代学者吕惠卿《道德真传》卷二的解说，有助于理清思路，他指出：
文观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恶也，是以有道者不处。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其所贵异乎平居之时，则是固以不祥之器处之，而非君子之器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故胜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慈者，天之所以乐推而不厌也，则杀人者，岂非乐哉？而美之则是乐杀人也。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也。
吕惠卿将“观”与“匿”对举。“观”就是显示给人看，而“匿”就是藏起来。“文观”就是大兴文化，“武匿”就是刀枪入库，不予兴兵。如果说“文”主生，那么“武”即主杀。天地之道是生生不息的，顺应阴阳感通的道理，就应该偃武兴文。具体落实在一个“贵”字：“居”指的是日常的生活起居，“居则贵左”，表明日常的生活起居应该扶阳而培植正气。“用兵则贵右”不是主张佳兵、用兵，恰恰相反，是明白其杀伤性，因此，对“兵”不可以“嘉”，也就是不颂扬、不倡导。这里的“贵右”，就是要人们悟彻“用兵”是阴杀，非利民兴国之本。落实到精神导向，就是要讲究一个“慈”字，居于上位的决策者必须拥有慈悲心，不可以打仗获胜为美事，而是乐于救济、扶持众生，这样才能得志于天下。吕惠卿这个解释，可谓得老子“贵用”的灵魂。
战胜而居丧
●“用兵不祥”的看法也有礼仪方面的遵循。“战胜以丧礼处之”，表达的就是对生命的敬重和慈悲。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得老子的兵学具有鲜明的反战格调
老子讲“贵”，针对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体用。平日之居主吉，其“体”为“阳”，其用为“左”；用兵之事主凶，其体为阴，其用为右。故而，《道德经》第三十一章接着说：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喜庆的事以左边为高上，而遇到不吉利的凶事，则以右边为高上。兵家如果作为偏将军就站在左边，而上将军要站在右边，表示用丧礼来对待用兵。杀人众多，要以悲哀的心情去莅临战场；即使战争胜利了，也要用丧礼的仪式去处理。
老子这段话首先强调左右的吉凶性质，接着指出偏将军与上将军所应处的位置。由此看来，“左右”在老子《道德经》中具有特定的符号象征意义。
为什么偏将军居左，而上将军却居右呢？清代学者宋常星《道德经讲义》第三十一章解释说：
偏将军以冲锋破阵为任，左吉位也，以克敌为吉，故处左。上将军以全军保国为任，右凶位也，以杀伤为凶，故处右。总之兵乃凶器，战为凶事，偏将军可以为吉，上将军不可以为吉，所以反以丧礼自处，以示不可以杀人为美，当以恬淡为上，虽不得已而用之，终是不忍杀人也。
照此说来，偏将军管的是前锋破阵的事情，作为军令的执行者，他所负责的是局部，居于左位，这个位置具有木气春生的象征旨趣，表示借助生生不息的正气而克敌制胜；上将军是军令的发布者，不仅要指挥全局，而且对战争的结果负有全面的责任。由于战争，敌我双方都消耗了力量，人员伤亡更是十分悲哀的事，因此不可以胜利为美，反而要以丧礼来对待胜利。
老子讲的“以丧礼处之”，不仅是一种心情的表达，更是一种操作方式。如果我们联系一下古文献中关于“丧礼”的描述，就知道老子讲这句话的内心有多么沉重！
关于“丧礼”的事，古代经籍有很多记载。例如《仪礼》中的《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丧服》就是专讲丧礼的礼节程序的。此外，在《周礼》和《礼记》中也有若干描述。根据礼经的记载，古代丧礼的环节甚多，其中包括：始死奠、小敛奠、大殓奠、殡、朔月奠、启奠、祖奠、遣奠、葬、虞、祔、小祥、大祥、禫等程序。概括起来则为居丧、下葬、祭祀三大部分。所谓“居丧”，就是死者亲属及其他相关者对死者应尽的礼节；所谓“下葬”，则体现死者应享之礼遇；所谓“祭祀”，就是丧期内活人与死者之间联系的中介仪式。
《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这条记载中的一个“哀”字充分体现了活人对死者的深切情感表达。古人有所谓“事死如生”的说法，反映了丧礼实施的居敬态度。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一章言“战胜以丧礼处之”，表达的就是对生命的敬重和慈悲。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得老子的兵学具有鲜明的反战格调。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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