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运:岭表此宗风
八桂文脉
彭周湘
《王鹏运集》收录王鹏运著作,依次为《半塘定稿》《半塘剩稿》《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庚子秋词》《春蛰吟》、稿本《梁苑集》《和珠玉词》《皇朝谥法考》(续撰),共分编为二册。
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一字幼霞,号半塘老人,又号半僧、鹜翁、半塘僧鹜,同治九年(1870)举乡试,光绪十一年(1885)转内阁侍读,十九年(1893)改江西道监察御史,后转礼科给事中。在谏官任上以强直敢言事著称。
王鹏运为晚清卓有成就的词作家,却一生以科举不中甲科引为憾事,故其所定词集,自“半塘乙稿”始,独缺“甲稿”。
王鹏运祖籍浙江绍兴,生于临桂(今桂林),与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并称“晚清四大词人”,为四大词人之首。家学渊源是他成为词坛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父王必达是广东惠潮嘉兵备道(未及上任即去世),兄长王维翰做过户部郎中、河南中州粮盐道等官。父兄均进士。
王鹏运自同治十三年出仕后,先后任过内阁中书、内阁侍读、江西道监察御史、礼科掌印给事中等职。他20岁那年起,专一于词,终有大成。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当时任御史的他发起成立“咫村词社”,此举极大地影响了晚清词学的走向。
王鹏运在朝以敢言直谏著称,“居官给谏,声震朝野”。从各亲王到“帝王师”翁同龢都曾受到过他的弹劾。晚清国运衰败,风雨如晦,有识之士,纷寻救国之道,王鹏运在北京积极参加以广西籍京官为主而组成的“觅句堂”,还参加了康有为维新派的“强学会”。康有为上光绪帝的许多奏折,都是王鹏运代上的。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慈禧西遁。王鹏运留在北京,目睹国家衰败,不禁百感交集,悲凄忧愤。他在《庚子秋词序》中写道:“大驾西幸,独身陷危城中……夜渐长,哀声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骇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泪涔涔下矣!”至《辛丑条约》签订,向侵略者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王鹏运哀叹补天乏术,毅然挂冠,“乃决然诧傺以去,宁流落而死,一瞑而不视”。此后,他把一腔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附于词作之中。如他在一首《祝英台近》中有感于民生涂炭,愤然写道:“落英依旧缤纷,轻阴难乞,枉多事愁风愁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鹏运在扬州办学授徒。在一首《浪淘沙》中抒发了对晚年飘零异乡的感慨:“墨痕和泪渍清冰,留得悲秋残影在,分付旗亭。”
王鹏运著有《袖墨集》《味梨集》《虫秋集》《南潜集》等,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他将《半塘定稿》托付老友朱祖谋代为刊行。这部巨著的刊行,在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王鹏运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推为“清季词坛之大师”,赞为“岭表此宗风”。
这位词坛巨子还付出极大心血,对五代和宋的词作了大量的校勘和整理,他耗时24年刊出《四印斋所刻词》《四印斋宋元三十家词》。这两部校勘本,被后人誉为完善之作。
王鹏运在词学理论上,亦有重大建树。其核心主张可概括为3个字:“重、拙、大”。何谓“重、拙、大”?根据况周颐的解释:“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对“沉着”的解释是:“情真理足,笔力能包举之。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着\’二字诠释也。”“大”是“托旨甚大”,“拙”则是“其不失之尖纤者,以其尚近质拙也。学词者不可不知”。王鹏运的论词主张,对词学界是一大贡献,在清代末年产生过很大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鹏运获准自京城南归,寓于扬州。因时局动荡,国势衰微,心情愤懑而抑郁。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在苏州病逝,享年五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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