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 申 阳
三年前初夏的一个晚上，上海表兄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即我的舅舅当天火化，享年９３岁。
我心里尽管有所准备，但还是十分惊痛，责怪表兄为何不早告诉我？表兄在电话里说，爸爸生前交代过，他的丧事不外张。我们遵照他的遗愿，没惊动上海以外包括阜阳老家的任何亲属。他们都是我今天一一电话告知的。
通完电话，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多么想（也做好准备）送舅舅最后一程。他和我在亲戚关系上虽然只是舅甥，但他老人家是有恩于我的。
母亲兄妹五个，这位上海舅舅是其长兄。小时候常听母亲说，上海舅舅和舅妈都是有学问的教育工作者，两人每月用３０元来缴党费。
母亲讲这话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彼时人们的收入都不高，像我父母这样的国营单位职工，月工资是五六十元，就算舅舅舅妈的工资比父母高，却也高不到哪里去，可是他俩却拿出３０元来缴党费，看出他们对党组织的信任和忠诚。
长大了我才知道，我的外公是小地主，舅妈的胞兄是国民党高官，在极左年代，像舅舅舅妈这样家庭成分高、社会关系复杂的知识分子，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说明他俩政治上是多么先进、工作上是多么上进。后来听父亲说，舅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是上海地下党外围成员，参加过上海学运。这让我对这位未谋面的舅舅产生了敬重之情。
以前舅舅和我们家联系不多，母亲去世后他反而不时给父亲来信，父亲看了就给我看。舅舅在信中常流露对其妹妹生前关心不够之意，多次提出在各方面资助我们。
七十年代中期，我插队落户到农村，开始与舅舅书信交往，我定期向他汇报工作和学习，他则鼓励我好好做人，不枉青春。舅舅知道我爱看书学习，就源源不断地寄来上海出版的多种书报刊，使我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补了不少知识营养。?
我上调工作了，舅舅对我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他要我读名著，读鲁讯，读《古文观止》，打好基础，并仍然在学习上及时资助我。而年轻充满幻想的我，兴趣广泛，学不专一，见什么学什么。舅舅也不苛求，总是热心支持。我钻研文学，他寄文学书籍；我喜欢影视，他寄影视杂志；我想搞新闻，他寄新闻刊物；我涉足集报，他又一卷一卷地寄来各种报纸；凡是有求，必有所应，二十余年，从不间断。
后来文化市场开放了，我叫舅舅别再寄，可他依旧如故，花钱耗神且不说，光是一次次去邮局包扎糊浆那些书刊，对一位年长的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从内心深知，没有舅舅的辛勤培育，就没有我事业的今天。
舅舅不仅在学习上关心我，在生活上也关爱我。八十年代中期，我与新婚妻子去上海旅行结婚，事先写信告诉舅舅，届时去看望他和舅妈。舅舅很快回信，要我们去后住他家。去上海住旅馆花钱不说，主要是不方便，能住在亲戚家里可谓幸事。
上海的住房都很紧张，舅舅家也不宽敞，他不主动说，我们是不会住他家麻烦舅舅舅妈的，他主要是为我们着想，让我们夫妇在上海度过了愉快而又难忘的假期。舅舅宽厚慈善的待人和对我这个外甥的浓浓关爱之情，令我万分感动。
舅舅大学时代学的是社会学，他博学善思，素养极高，文史哲样样都行，尤其在社会学方面造诣颇深，八十年代离休后不用扬鞭自奋蹄，专心在家看书、考史、写作，不断有社科、文史类文章见诸于报刊。九十年代初，他的一篇自传体中篇小说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受到好评。以后他花费大量心血，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阜阳地方史”（舅舅是阜阳人），受到阜阳市政协的重视。后来他发现大学“社会学”类教科书内容空洞，缺乏新意，在多方论证后，他决心自己动手写一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自信能填补此专业国内空白。果然，此书写好后，被有关部门看中，及时出版，成为大学社会学辅导教材。舅舅丰厚的功底和渊博的学识，以及活到老学到老的顽强毅力，为我等晚辈树立了典范。?
我与舅舅一直保持着通信，他对我工作上、学习上的每一点进步都由衷的欣喜，给予热情鼓励，并谆谆教导我，多读书，勤思考，写出有份量的作品。我一直想去看望他老人家，几次去沪，均来去匆匆，总觉得以后还有机会。
晚年的舅舅，耳背的厉害，通话不方便，我逢年过节就打电话给舅妈，适时寄点土特产去，向二老祝福，并期待再见他二老一面，可是没想到，舅舅就这样走了……
舅舅，您在天国安息吧！您一手哺育的外甥，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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