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礼，敬国士！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敢医疗，敢实践，敢说话”是他在《开学第一课》上对有医学梦想同学的寄语，也是公众对他的评价。
钟南山：从医几十年，我最大的幸福，是始终站在治病救人一线
“为什么会学医？”
1936年，钟南山出生于战乱时期的南京，一次日军轰炸中，他的家乡被毁，自己也被困于废墟，“我的外婆就很紧张，赶紧跑过来，一直扒着那个砖头，真的找到我了，我的脸都黑了。”在钟南山的自述里，这次死里逃生的故事，让他对“人的生命第一宝贵”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影响了他后来的成长和就业。
学生时期的钟南山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的影响，“一个人对社会要有所贡献，不能白活”，在他上山下乡最为坎坷的十年里，也没放弃对医学的追求。
直至1971年，钟南山才离开北京南下广州，成为广州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一名医生，这一年他已经35岁。
8年后，钟南山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他语言不通，每天去图书馆借录音来听写，花了大半年提高英语水平。“那时候所有留学生都很艰苦，每个月只有6英镑生活费，干什么都得靠自己。”
“没见到他放假有休息的时候”，媒体报道里，学生们大都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即便是国庆节，钟老也天天在家看论文，打电话各种询问相关问题，电话讨论论文思路。
这位年过八旬的医者至今都坚持周末不休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坚持体育锻炼是他认为这辈子“收益非常大”的一件事，“一方面是指锻炼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对培养意志品质也有很大帮助”，从1982年起，他所在的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就开始组织篮球队，每个星期六晚上大家聚在一块儿比赛，坚持了30多年。
“敢医敢言”
在钟南山办公室的一角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着“敢医敢言”，这是四年前生日时他收到的礼物。
起初钟南山的名字被人们熟知是在一场关于非典新闻发布会上，有人宣称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他当场反驳：“什么叫控制？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钟南山把敢于直言的个性归结于父亲的教育，1969年，钟南山在下乡参加医疗队时遇到一个有尿血症状的孩子，大家都说这是结核病人，要做治疗。这一看法遭到父亲的质疑，“尿血是很常见的症状，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也可能是结核，得有证据才能治疗。”
父亲钟世藩告诉他，无论何种境遇，都要说真话，做实事，这句话对钟南山影响深远。
在近期一场“新冠疫情重塑全球健康面貌”的会议上，长途跋涉的疲惫让他一开始向主办方提出“别再安排发言”的要求，但遇到关心的话题，他又忍不住表态。
在钟南山的认知里，所有事情他只认事实，即使是有争议、被质疑，他也毫不避讳，这在他的教学方式上也有体现。
在大部分学生的描述中，他“较真”、爱提问，每次查房之前，钟南山必定会向主管医生查询病例的基本情况，对学生的指导常常以发问终结———“你的判断是？”“你怎么想？”
他鼓励每个学生都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猜测、不盲从，在实践中得出真理，并相信自己的判断，“至少，你得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3月10日是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关门大吉”的日子，随着武汉最后一家方舱医院“休舱”，张伯礼的抗疫任务也将告一段落。古稀之年的他穿着防护服，接过了队员们递上的鲜花，激动地向他们致谢。
张伯礼：我就是出趟诊，到武汉看个病
一次未知的出诊
这是一次未知的出诊。1月26日，大年初二，晚上10点，张伯礼接到通知，将搭乘第二天早上的飞机飞往武汉，参加抗疫工作。
临行前，“要去多久？做什么准备？任务是什么？谁同行？”张伯礼的一连串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武汉情况严重。
在去武汉的飞机上，张伯礼开始做安排。他要求团队成员立刻编纂一个有关新冠肺炎证候的调查表，做成软件装进100台手机里。他要在到达武汉的第一时间把这些手机发给医生，请他们进入病区拍摄舌象照片，进行证候调查。
“一种新出现的疫病，西医关注的是病毒，他们要破解病毒的结构，知道病毒是如何侵入人体的，再研发疫苗和药物。”张伯礼解释，而中医关注的是病毒入体后人会出现什么反应，医生由此辨证论治。
到武汉三个多星期后，张伯礼和团队制作了一张“新冠肺炎病情演变图”，详细描述了该病不同时间轴的实验室指标、症状和中西医治疗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病有了基本的把握，病人来了之后，怎么诊断、治疗、康复有了初步把握。”
经过以中医药为主的综合治疗，病人病情有了明显改善：生化指标、免疫功能在提升，心肺功能也在逐步改善。“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医治疗新冠肺炎证据成链，是真实有效的。”张伯礼说。
“我把胆留这儿了”
1948年，张伯礼在天津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值青年的张伯礼来到天津大港的医疗队，当时，医疗队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在这里，张伯礼见到了医疗队用中草药治病救人。张伯礼很受触动，从此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跟着队里的中医学习应诊。
中医药知识体系复杂，张伯礼废寝忘食地学了两年，但因为缺乏系统的学习，总觉得“差点什么”。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张伯礼考上了天津中医学院，才有机会开始正式学习。
30多年来，他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有一次，学校买进一台利用全血检测血小板聚集性的仪器，为摸索实验条件，建立基础数据库，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反复测试。张伯礼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劝他，他摇摇头：“我是实验室负责人，应该抽我的血。”为了完成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连续奋战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科研任务。
2月16日，张伯礼因劳累过度胆囊旧疾复发，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负责为他诊治的专家也态度坚决：“必须手术！”张伯礼才勉强同意，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19日凌晨，张伯礼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他笑道：“肝胆相照，我这回把胆留这儿了。”手术之后，麻醉刚过，张伯礼就让秘书给他读疫情通报，并打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的情况，还经常要接听医护人员求教的电话。
当时儿子张磊也在武汉参加抗疫工作，想来看他，张伯礼不同意：“我很好，你不用来，看好你的病人就行。”
2018年10月，武汉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又称“渐冻症”。疫情发生后，张定宇跛着脚，艰难地奔跑在病区之间，指挥全院抗疫。整个疫情期间，金银潭医院共收治2832名新冠肺炎患者，被视作“一线中的一线”。
张定宇：在风暴之眼上，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
57岁的张定宇个头不高，圆脸，眼睛微微眯着，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声音大，爱批评人。他走路时，腿脚僵硬，一跛一跛的。在医院，有人问他，你脚是崴伤了吗？他笑着搪塞，膝关节不好。
金银潭医院党委书记王先广是第一个知道“真相”的同事。张定宇没瞒住，只好承认，2018年10月，他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又称“渐冻症”，是一种罕见病。1000个细胞“哗”地减到了700，然后是600、500，运动机能大幅度降低。他腿部、臀部的肌肉在萎缩，身体变得瘦弱，知觉在一天一天地掉落。
有一次下楼梯，张定宇差点摔了下去。“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帮我扶一下。”他对王先广说。
风暴逐渐平息，笼罩在武汉的浓雾散去。4月12日，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新冠肺炎患者“清零”，最后一支外援医疗——— 江苏医疗队撤离。
在与江苏医疗队的告别仪式上，这位金银潭医院的老院长鞠了一个长久的躬，缓慢地起身。他变得比以前更苍老、佝偻，但他不想歇着。
“我特别珍惜每一点时间，每一刻，每一会儿。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我愿意和空气、阳光在一起。”
站在了风暴之眼
2019年12月27日晚上6点半，武汉。这日，天黑得很早。
金银潭副院长黄朝林接到武汉同济医院的电话，对方要转诊过来一个病人。该病人最初由武汉市中心医院收治，“说是冠状病毒感染，没说肺炎。”
黄朝林和张定宇打电话问北京地坛医院，这个病人能不能收？专家回复道，“应该收。金银潭是传染病医院，这个病人你们要关注。”后来，他们从第三方检测公司拿到病毒的基因序列，交由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晚比对出来了，“蝙蝠来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吻合度非常高。”
几天后，又有7个可疑病例转诊到金银潭医院，标本均测出了冠状病毒。
接下来，病人们全都涌了进来。张定宇将南六楼的普通病房改造成ICU，北楼有一个简易的ICU，他把这里和南五楼改造成正规的ICU，又在综合楼建起一个简易ICU。
肝炎、结核、艾滋……其他专业的病区一个个清理出来，开始接收新冠肺炎病人。在张定宇看来，这是早期他们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我做医生、做医院的管理者，至少这个关口我没松掉。你要守土有责，每一件事情都要守土有责。”
作为收治病人最早、最重、最多的医院，一开始面临的问题是医疗资源紧张、人员不够。张定宇带领同事们紧急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汞、除颤和复苏设备等，他意识到，他们已经站在了一个风暴之眼。“倒也没有感觉是在作战，只觉得事情很紧迫。”
截至2月10日，金银潭医院累计收治了1700余名病人。许多医护人员发现，院长的性子也越来越急。
后来，张定宇主动向同事们公开了自己渐冻症的病情。“我想告诉同事，我们是一起在战斗。我们背负很重，只要我们能够把自己扛起来，往极限去伸展，我们肯定还是能做到一些事情。我也在极限，我一直就在极限的边缘工作。”
还有工作能做，就是一种幸福
肌细胞萎缩的速度比他想象得快。
晚上躺在床上，他会感到自己的身体突然抽一下筋。一个晚上抽几次，有时抽筋抽醒了，非常痛苦。大肌肉的抽搐，站起来才可能把它压制住。还有房颤，心里“嘣，嘣……”。
他从前最爱一个人骑行，最长骑行距离是70公里，绕着武汉一圈。他也愿意走路，从家徒步走到医院，15公里。确诊“渐冻症”之后，他也走过，但是上台阶下台阶害怕，拿个拐杖。“就像老头那样。”
进隔离房之前，穿连体的防护服，同事帮他把两个裤管套上了，他再缓慢地套上身。脱衣服也需要别人的帮助。没穿防护服的时候，他就裹着一身黑色羽绒服，外面披个白大褂。
他的身份角色经历了诸多变化。年轻时，他是湖北第一位无国界医生，也是国内第一位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活动的麻醉科医生。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他说，“麻醉科医生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那段经历也教会了我，在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好地提供医疗资源的服务。”
后来，作为一院之长，他又说，“我们要保护这座城市，保护武汉人民，我们绝不要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疫区。”
4月10日，组织上拟提拔张定宇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他回应：“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还有工作能做，就是一种幸福。”
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5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即前往一线。在父母和朋友眼里，陈薇的工作就是“与毒共舞”，做为“生物危害防控”领域的专家，她早就是国家的人。
陈薇：与毒共舞
在武汉6个月，陈薇的头发由原来的油黑乌亮变成了斑白。她打趣说，有空了要去研究一下，人在什么情况下头发会突然变白。
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54岁的陈薇在武汉“封城”第三天即前往一线。
陈薇生于浙江兰溪，学生时代的她是个喜欢文学和舞蹈的文艺女孩，还梦想过当作家。
因为初中物理老师的劝说才念了高中，后来考上浙江大学化工系。在清华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时，陈薇还经常在她主编的《研究生通讯》上写一些小美文。
如今，她的身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从事与各种病毒打交道的工作。
在父母和朋友眼里，陈薇的工作就是“与毒共舞”，做为“生物危害防控”领域的专家，她早就是国家的人。
“她是国家的人”
当陈薇团队抵达武汉时，她面对的是当地核酸检测能力不足的挑战。
1月30日，陈薇团队的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已经开始运行。应用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配合核酸全自动提取技术，核酸检测时间大大缩短，加快了确诊速度。陈薇在接受央视《新闻联播》采访时说：“疫情就是军情，疫区就是战场”。
再后来，陈薇率领科研人员建立了一套“核酸检测—抗体筛查—多重病原检测”的鉴定链条，在武汉火神山医院等3家医院推广应用，为临床诊断准确率和治愈率发挥了作用。
陈薇父亲陈李坤从电视上看新闻才知道女儿又冲到了一线。
每年春节，只要陈薇有时间都会回兰溪老家。但今年没回，她也未告诉父母去武汉一事。
陈李坤记得女儿最近一次回家还是元旦前。当时，陈薇在兰溪待了2天，临走，父亲问陈薇：“啥时再回来？”陈薇说是年三十。
当初给女儿取名陈薇，一是陈李坤喜欢花草，二是在他眼里“蔷薇花虽然普通，但花期很长能开半年，低调不张扬，不管风吹雨打始终能够怒放”。
2月3日（正月初十），陈薇挤出时间往兰溪家中打了新春第一个电话。整个春节，陈薇和家里也没怎么联系，“只偶尔发过几条信息”。终于接到了女儿的电话，陈薇的母亲高兴地笑出声来。
陈薇父母都清楚，“她是国家的人”。
陈薇已不是第一次临危受命。2003年，“非典”暴发，陈薇率队在最短时间内率先推出防治非典新药——— 重组人干扰素喷鼻剂，并获准进入临床试验；2014年，西非大规模暴发埃博拉疫情，陈薇团队成功研发出世界首个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也是首个冻干剂型埃博拉疫苗。
疫苗研制的“种子选手”
在武汉，陈薇团队一边在精准筛选确诊病例，一边又在争分夺秒地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陈薇领衔的新冠疫苗研制团队，也被视为疫苗研发的“种子选手”。
3月16日，陈薇团队研制的人腺病毒载体疫苗，成为国内第一个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这也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新冠疫苗。4月12日，疫苗二期临床试验启动。
8月11日，陈薇团队的人腺病毒载体疫苗获得国家专利，成为国内首个进入临床获得专利权的新冠疫苗。目前，该疫苗已经获得俄罗斯和巴基斯坦批准，开展三期临床试验。
9月7日，陈薇介绍，团队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对已经发生变异的新冠病毒能够完全覆盖。从目前来看，年产3亿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他们正在努力扩大产能。
陈薇的朋友、金华画家陈军评价陈薇是“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去实验室的路上”。“只要她一钻进实验室，啥时候出来是不知道的。她长年累月像拼命三郎似的干着，我们这帮老朋友都很心疼她！”陈军说。
不管是非典时期，还是此次武汉疫情期间，陈薇的研究对象在陈军看来都是“很恐怖的，是各种致病微生物，包括鼠疫、炭疽、埃博拉……每一天，都充满挑战。她的工作就是‘与毒共舞’”。
但陈薇说，“穿上了这身军装，这一切就都是我该做的”。接受采访时，陈薇表示：“疫苗作为用于健康人的特殊产品，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我们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正在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推向临床、推向应用，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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