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书法家刘访渠和张子开的“一见若旧”之情
○张子开
○张子开为刘访渠赠刘炳卿书帖题写书名并附短文
○刘访渠书法
在合肥书法大家沈石翁的学生中，刘访渠、张子开、张琴襄是最为杰出的三位，他们三人既是同学又是挚友，其中刘访渠和张子开还结了儿女亲家：张子开的五儿子张茂源娶了刘访渠五弟的女儿，两家的关系由此更近了一步。
壹
刘访渠（1862-1923）,著名书法家。名刘泽源，字访渠。安徽合肥人。自幼喜爱书法，二十后师事同邑沈石坪（石翁）先生，“壮岁写八分书，充实恣肆，晚于真行草书，骏宕遒润，大气流行，榜书尤雄厚豪迈，识者谓深得北朝笔意，近世罕有匹者”。被誉为安吴再传弟子。其书法作品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一等最优奖。所编《石翁临禊叙书谱合册》附有吴昌硕、端方、郑孝胥、缪荃孙、李祥、陈三立、狄平子、马其昶、刘春诒、张子开、李国松、李国筠等多位文化名流的所题诗文，影响广泛。
而笔者和刘访渠还有一层关系：他是笔者曾祖父的大哥。
张子开(1863-1938)，名文运，又名运，字子开，书室名“商旧学斋”。合肥人，著名书法家、学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曾被任命为桐城县教谕，1907年出任庐州中学堂学监，成绩显著。后于家中设馆讲学，先后弟子数百人，影响广泛。
在张子开的印象中，刘访渠“处事详实，吐言真率，性刚若不可犯，而遇人无不一出于厚”。又说：“访渠于资产，不屑也，独以书学专长，驰名南北。而性行恢豪，人皆愿得以为交。服其书，尤以其人为莫及。然皆遵先生之训，不为张侈，苟可益人事者，不惮竭诚营賛。辛亥癸丑祸变之际，资联络，消巨患，地方有隐赖焉，而时之人不以德三君，而以先生之教为有然也。”
张子开张琴襄两先生平日关系相当好，对于书法的见解却有所不同，各执己见。但是对于刘访渠的书法，两个人“皆推服备至”。张子凯认为刘访渠的榜书（擘窠大字）是最好的，“前无古人”，张琴襄先生认为刘访渠的笔力超过当朝一些著名的书法家，“无论并世”。
贰
由于身体等原因，张子开一辈子没有离开合肥外出做事，刘访渠则因为蒯光典执意邀请的缘故，去了南京、苏州、上海，越走越远，同时结交了不少朋友，和兴化籍国学大师李审言等成为挚友。时间久了，刘访渠的朋友也成了张子开的朋友，张子开与李审言的交往，就是这样。
据李审言回忆，他是在刘访渠那里看到张子开写的书信，感觉其“用笔婉转”，很是惊异，于是对刘访渠说：“子同县有此人，是淮肥间气所钟也。”刘访渠将李审言的话写信告诉了张子开。他乡遇知音，张子开自然也是很高兴，两个人由此开始书信交往，谈古论今，探讨学问，“不异面谈”。在李审言看来，张子开“博雅工书，文章行谊，冠绝一时”。
1908年或者更早，刘访渠就开始着手编辑《石翁临禊叙书谱合册》，并约请上海江浙一些文化名家为之题跋。1908年11月7日，刘访渠和张子开、李审言一起去拜访缪荃孙，根据一些线索，我推测这是张子开第一次见到缪荃孙。根据《缪荃孙日记》记载，这之后张子开至少还去过3次南京，时间分别是1912年12月、1913年12月和1918年4月。
1913年12月那次去南京，刘访渠、张子开不但和李审言一起去拜访了缪荃孙，在缪府吃了早饭，还一起去拜访当时海上文化大家郑孝胥，请他为《石翁临禊叙书谱合册》题跋。后来，李审言为此书题跋，张子开则更是分别撰写了两个跋，由此可见李审言和张子开在这件事上都是为刘访渠助了一臂之力的。
1931年，刘访渠去世8年后，李审言和张子开为刘访渠撰写墓志铭，将他们对于好友的感情倾注在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中。
张子开常年在家中讲学，学生众多。根据一位学生的学习笔记，张子开在讲授书法时，时常会提及刘访渠，无论是趣闻还是轶事，都是围绕着书法，由此也从侧面展现出刘访渠是怎样的一个人。
“访渠有时书春联，自以为随便摆摆，余谓只随便更佳。”“访渠有时用心写一中堂赠余，嫌太密，反不如酒后为余所作书，当时所用笔甚劣，因言：‘这到刻（音）是笔？’只好‘顺笔拖拖’，但能跴得住，反甚佳。”“琴襄教人作书，不若访渠易懂，以有安吴诸字眼故也。作书者只须知‘转中有折’‘锋间在中’便可，加‘里’‘叠’一类字眼，反令人发浑。”“访渠每下笔即能将笔尖纳在中间，有跴著写，亦时用里笔，但每跴时便提，故未之言。琴襄多‘睡着行’，故喜安吴里笔之语，里字前人未尝言，惟云笔要敛。”“访渠《黄仙鹤》本三百金得之，出手甚大，盖习见蒯、端诸人重价购碑帖。”
当笔者看到刘访渠刻意写字送人，反而不如平时酒后用很差的笔随意挥洒要好这则轶事时，忽然想起张子开对此也是深有体会：“凡事过于注重，则神气皆纠。”至于花三百金购一珍贵碑帖，我以为既是受到蒯光典、端方等一定影响，也是性情使然，两位弟弟则是砸锅卖铁也会把钱凑足汇给他，类似的故事一直在刘氏家族里流传。
在合肥方言中，“发浑”除去其本意“浑浊”之外，还有类似“犯糊涂”和“莽撞犯愣”等意思，这里显然是犯糊涂。至于“这到刻”，应该是一种表达调侃情绪时的发语词。酒后的刘访渠，拿着一支很差的笔，笑道：“这到刻（音）是笔？”于是只好“顺笔拖拖”。显然，如此生动有趣的场景一直在张子开的记忆中，即便是老友去世多年之后，提起此事，依然清新如昨。
叁
刘访渠去世后，张家与刘家一直保持着联系，张子开和笔者三曾祖父刘泮桥、曾祖父刘平阶也时常走动，1932年笔者曾祖母去世后，他还特意在第二年曾祖父六十整寿时作文宽慰。“余与平阶君昆弟交四十年于兹矣。初以书学之好与访渠待诏君不介而亲，而君与泮桥君亦皆一见若旧。是时，东方兵事后，朝廷虽意在求强，而尚未有纷扰之政。民间安于常业，守礼敦谊，酬酢之会往往而有。故余与君昆弟数得欸聚，久之益密亲。昆弟不啻焉。后余小子濂又婿君从女，重之婚姻，然亲善之情，故不待为增厚也。”
“不介而亲”、“一见若旧”，张子开与刘家三兄弟之间的友情之深可想而知。
早在刘访渠在世的时候，笔者祖父刘炳卿就分别跟随他和张子开学习书法和文史，1923年刘访渠去世后，张子开成为他唯一的老师。第二年曾祖父带领全家去运漕，唯独将我祖父这一房留在合肥，为的就是让我祖父能够继续随张子开学习。多年之后，当笔者祖父回忆起张子开时写道：“先生性高简，外和易而内至刚，生平无恒人之求。读书七十年，迄笃老流离不倦。”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刘家和张家都跑反到三河镇。1938年5月合肥沦陷后，日军入侵三河，两家人又一同逃难到三河乡下胡家湾。笔者祖父认为大难之时一家人不能够待在一起，于是四处散开，只将我父亲刘定九留在了张家。
据笔者父亲回忆，那时候他不到9岁，整天凄凄惶惶，难得开个笑脸。吃饭的时候，张子开先生坐在桌子的一边，我父亲因为是亲戚，坐在他的对面，家里其他人都不上桌子。老先生半闭着眼睛，时而会问我父亲一句诸如“可想家啊？”之类的话,轻轻的一句话，让年幼的父亲感到既温暖又委屈，抽着鼻子点点头。
这么多年过去了，但颠沛流离的日子，一老一小默然对坐的场景，却长久地留在了笔者的脑海中。□刘政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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