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上期提要:江南乡试科场案要点,并不是谁在舞弊,而是借题发挥。与后来的哭庙案一样,它的重判和严判,只是代表着清廷要展示的威严。杀头也罢,籍没充军也罢,科场既然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可能完全根除。
最后为什么不选择在南京复试,倒不是说怕在这里再次舞弊,而是这么大张声势地拉到北京,动静和影响都可以放大许多,能起到更好的震慑作用。
当时的江南省中,有两个地方专出文化人才,一是安徽桐城,一是江苏苏州。乡试科场中被认定舞弊的方拱乾和方章钺父子,北京参加复试时被认定不及格的吴兆骞,就分别来自这两个地方。前者是安徽桐城人,后者是苏州吴江人,他们都很有才华。以他们的锦绣文章,中举很正常,没中举才是怪事,然而腹有诗书也没用,没地方去说理,说你舞弊就舞弊,统统流放宁古塔。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章钺与考官方猷都姓方,都姓方便是一家人,便有嫌疑,其实这个方,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从未同宗。吴兆骞成名很早,“松林吴兆骞,才若云锦翔”,当时“诸前辈巨公,恨不识吴生”。因为少年得志,难免恃才傲物,吴兆骞曾对当时极有文名的汪琬说:“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就是这么一个名士,在北京复试时,都到了那个节骨眼上,还要玩名士气,竟然当堂交了白卷,理由是让他这样的大才子补考,怀疑他会作弊,实在是污辱他的人格,是可忍,孰不可忍。
结果当然非常可悲,与金圣叹相比,方章钺和吴兆骞没被砍去脑袋,只是流放宁古塔,已属非常幸运。对于清廷来说,用意很简单,就是要收拾收拾心高气傲的江南文人,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清初的哭庙案,科场案,以及后来更加令人惊悚的文字狱,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就是要严厉惩治,惩前毖后,要把南方士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跟明朝相比,跟晚明的自由开放相比,江南文人的名士气从此大大收敛,清朝皇帝眼里的“粉饰奢华”,也立刻大打折扣。
南京人开始像北方人一样,变得越来越“质朴”,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没有情调。换句话说,清朝时期的南京,再也不会有秦淮八艳,再也不会有《板桥杂记》,更不会有学生运动,唐伯虎点不了秋香,李香君也不会遇到貌似一身正气的侯公子。改朝换代就是改朝换代,改朝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换代让南京人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潇洒。明朝的南京是浪漫的,生机勃勃,活色生香,起码大多数时间是这样,清朝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呆滞刻板,暮气沉沉。
清朝的南京变得不太可爱,变得老实本分,变得木讷无趣。清朝的南京,开始让人感到有一种别样的伤痛。
南京城里的柏林墙
南京人都习惯偷懒,不太会去想“南京”这两个字怎么来的,清军进入南京城,就仿佛历史简单重复,赶紧要做的一件事,是先给南京这个城市改名换姓。于是在北京开会,将满汉大臣招集到一起议论,拿主意说观点。大伙七嘴八舌,小心翼翼地揣摩圣上意思。其实这时候的顺治,还是个小皇帝,只有七八岁,根本不明白事,当家做主的是摄政王多尔衮。
很快,过了两个月,顺治二年的闰六月十八日,方案终于有了,清廷正式下令,将南京应天府改名为“江宁府”,原设的府尹改为知府。紧接着,多尔衮又给在前线督战的多铎下指示:
南京着改为江南省,应天府着改为江宁府,设知府不设府尹。掌印指挥、管屯指挥暂留,余指挥俱裁去。其卫所改为州县,俟天下大定,从容定夺。
好一个“俟天下大定,从容定夺”,胜利者的口气,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就是牛。这指示有两层意思,其一,多尔衮说的南京,是指南直隶,也就是大南京的意思。这个大南京的范围,最初由明太祖朱元璋钦定,前面已经解释过,包含江苏安徽和上海,现在改名为江南省。其二,应天府才是地道的南京城,江宁也不算什么新名称,一千多年前,东吴亡国,南京就叫过“江宁”。当时是晋武帝南巡,慨叹“外江无事,宁静于此”,因此只是给南京恢复了这么个名字。
江宁这名字显然复古,出主意的肯定是汉人大臣,满人刚人关不久,哪会有这脑子。与元朝的蒙古人一样,满人根本不把南京这座城市可能会有的反叛放在心上。北方的汉人王朝特别忌讳南京的王气,因为所谓的金陵王气,很可能会让我们的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因此隋朝统一中国,立刻毫不含糊地将南京这个城市给灭了,把六朝的痕迹烧得一干二净。满人跟蒙古人都是少数民族,他们知道广大的汉人地区,都可能生出一份反叛之心,在哪都差不多,都一样,犯不着要特别防范南京这一个城市。
满人很善于用兵,八旗铁骑指向哪,打到哪。自从入关以后,基本上逢战必胜。南京只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据点,在前期,它是进一步南下西征的中转站。天下大定之前,一方面,在级别上,南京的政治地位先要降下来,再也不允许称什么“京”,再也不是“留都”。对于发迹于东北的满人来说,北京才是他们不折不扣的南京。另一方面,改名江宁后的南京,仍然“为江南根本之地,绾毂十省”,仍然还是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不可小觑。也就是说,清政府要凭借这个地方,控制南方。
满人在数量上是很少的,汉人可以不服气,不服气也没用,谁厉害谁狠,谁厉害谁就是精英,谁厉害谁就是狼。汉人只是羊群,但清朝的天下事实上也是汉人帮着打下来,当时进入南京的清军,有很多都是投降的明军。大家都知道史可法没投降,英勇就义,然而大多数晚明的军事将领,都十分狼狈地投降了,都成为满人的爪牙。多铎给朝廷的奏报便称,先后投降的总兵有二十三人,监军有两人,副将有四十七人,骑兵和步兵二十三万八千人。
当兵的都投降了,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只能看热闹。南京的城市级别降低,降低就降低吧,这样的历史,过去也曾经历过。当时南京最大的汉官是洪承畴,洪是明朝重臣,降清以后,又得到了满人重用,官做得比在明朝时还大。洪承畴到南京来坐镇,主要是起到一个安抚作用,他是汉人,又是前朝的大官,有他在场面上支撑,南京人的亡国情绪会少了许多。
要控制和管理南京这座城市,也不是什么难事。根据记载,当年在南京的清军,真正属于八旗军的数量,少得让人不敢相信。实际兵力仅仅为“左翼四旗满洲、蒙古兵二千名,弓匠二十八名,铁匠五十六名”。这个数字并不是想当然,还是有来头的,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里有确切记录。
此外,维护南京安全的还有绿营兵力四千人,原来是明朝江南提督曹存性的部下,降清后被编人了绿营。这个比例很有意思,计算起来,绿营的人数比八旗军多了将近一倍,可是这些“南兵”基本上就是做做样子,完全没什么战斗力,管管南京城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可以,指望他们缅怀旧主,能够揭竿而起,起义造反,根本不可行。
下期看点:满城中修筑了箭亭和校场等军事设施,当然还有八旗营房、满汉分居是清朝的一大特色,国内其他城市中也有满城,大多按八旗方位进行布局,红黄蓝白,各有各的位置。南京城内的这个满城如何布局,在清代方志以及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后人因此也很难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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