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如何看待“后浪”

澎湃新闻 2020-05-07 12:44 大字

近日，B站制作的五四青年节特别视频《后浪》引发了热议。一些论者认为该视频对于青年人生活的展现存在严重的失真和消费主义场景，另一些论者则认为不必苛责。

鲁迅先生一向很关注青年问题，表达对青年的勉励、关怀和期许的文字在他的文集中随处可见。面对青年人的牺牲时，他留下了许多带血的伟大文字，他曾说，“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总是乐意做青年人的同行者（他是绝不愿自居“导师”的），提携青年，关怀青年的生活。那么，在鲁迅的著作中，他如何看待作为“后浪”的青年呢？他对于青年有哪些期待和体谅？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这一段引文出自《写在<坟>后面》，是杂文集《坟》的最末一篇。鲁迅将这些文章的编集视作纪念与告别，“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活过的躯壳”，这其中蕴含着他深刻的自省。他将自己视作旧时代与新时代的“中间物”，是要被超越的东西。他常常期待着他的文章“速朽”，以证明新时代的到来。

也因此，他对于“前辈”、“导师”这类称呼总是十分警惕，他自认“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因而担心“毒害了这类的青年”。对于同代的一些自居“导师”、“前辈”，对青年指手画脚的知识分子，鲁迅便多有讽刺。这类意思在他的文集中随处可见，如给蕴如、培良的信中提到：“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青年应该如何看待这类导师呢？鲁迅在《华盖集》中《导师》一文中曾有精彩的观点：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这段引文出自著名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背景是1926年发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事件起因是日军侵略天津大沽口，而段祺瑞政府却选择妥协。民众发动请愿抗议，反对执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了民众的请愿，杀害群众47人，其中学生占十之七八。

这一惨案在当时震动极大，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写道：“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之后有人回忆，鲁迅那几天气得饭也不吃，几天之后，才悲痛地说：“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同一时期他写了许多文章，抨击执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其中最具分量的一篇便是这“痛定之后”的长文《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对于青年学生的牺牲是极为悲痛的。

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这段引文出自《而已集》中的《读书杂谈》，是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的演讲稿，谈论的是青年的读书问题。关于青年的阅读，鲁迅的论述甚多，这一段主要是讲知识面应该尽可能广，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尽可能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

除此之外，鲁迅谈论读书最著名的，应该是他“少读中国书”的观点了。他在《青年必读书》中提到：“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一直认为读多了古书，或许会受到毒害，“背了古老的鬼魂”，因此希望年轻人能多读外国书，多行动。这一观点贯穿始终，乃至1930年代还因为施蛰存推荐读《庄子》与《文选》一事大动肝火，以为施蛰存这类“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啰”。

《鲁迅全集》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

这段引文出自《三闲集》的序言。鲁迅尽管通常表现出对青年的爱护和忍让（类似“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的说法，在他的文集中有多处），但也并不对青年的另一面坐视不理，他同样有许多告诫青年的文字，也曾和冯乃超、成仿吾、蒋光慈等“青年”论战。

这段文字的背景是，鲁迅任教中山大学期间，广州当局奉蒋介石训令，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青年群众，中山大学也遭遇了搜捕。鲁迅在中山大学紧急会议上极力主张营救被捕学生，却不被认可，乃至愤然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

在这一事件中，鲁迅不仅看到了毕磊等年轻共产党人英勇牺牲的壮烈行动，也看到许多年轻人向军警投降，甚至投诚后还要上街指认曾经的同辈，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十分失望，以至于说“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

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亦自己所曾经实验者也。

这是鲁迅对于青年另一方面的敦促和勉励，同样的意思在《上海文艺之一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章中也有体现。如评论部分青年革命文学作家时（如成仿吾），便说“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中也直称：“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

这段引文出自《三闲集》中《无声的中国》一篇。这篇文章是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稿，实际上仍在讨论白话文与古文存废的问题，为白话文运动摇旗呐喊。因此，他希望年轻人可以“推开了古人”，用白话文勇敢发声，“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这些话在当代中国也依旧不过时，发声依然是需要勇气的行为。青年人也依旧需要为这个社会贡献更多的声音。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段引文出自鲁迅另一篇著名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提到的是“左联五烈士”的往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因而一直受到国民党的镇压。1931年初，由于共产党内王明大搞“宗派主义”，党内一批他的反对者在上海举行秘密集会，然而叛徒告密，导致与会36人被捕，其中有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四位左联成员，和曾经出席左联成立大会的李伟森。2月7日深夜，他们高唱《国际歌》走向了刑场，慷慨就义，因此被称作“左联五烈士”。

鲁迅也因此事受到牵连，一度离家避难，但他并未因此胆怯，而是更坚决地拿起了投枪，接连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的残暴行径。他对于青年的死总是很悲痛的，正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两次出现的那句：“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之我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鲁迅虽然呼吁青年发声行动，但并不主张无谓的牺牲，所谓“壕堑战”，即是更灵活的斗争方式。他深深地悲痛于青年的死，因此要求“常抗战而亦自卫”。“三一八”惨案后，鲁迅的诸多杂文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绝不愿认为青年是“自蹈死地”，却也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年轻人最易有理想，也最易颓唐，这时候重读鲁迅，先生的话依旧亲切而不过时。他从不自居导师，指点青年的行动，而是甘当“历史中间物”，肩住黑暗的闸门，做青年的同路人，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青年的超越。让我们援引他一段著名的话来作结吧：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参考书目

1.《鲁迅全集》，同心出版社，2014年

2.《搏击暗夜：鲁迅传》，陈漱瑜/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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