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东庄 余同友
余同友,七零后,祖籍安徽潜山,出生于皖南石台县,现为《安徽文学》副主编。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联首届编剧高研班学员,有中短篇小说多篇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
东庄的木器
条几。这是每家必备的家具,一个带肚的长条,类似于放大了的课桌,放在堂前中堂的下方,它好像一块镇纸,镇在每家,如果哪家没有这个玩意,那简直就不是一个家了。条几的作用是,平时放水瓶、茶杯、麻将等等乱七八糟的,但每逢过年了,条几就会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主事的人恭恭敬敬地,将祖宗牌位正放在条几中央,再摆上一块鱼一碗饭,将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祖宗们接回家过年。另外,条几的一生也要经过几次大世面,比如,这家的儿子女儿娶媳妇嫁女,或者是老人过世了,条几会被装饰一番,做成喜堂或灵堂,跟着一村人悲喜一番。条几像村里的老人们,沉默寡言,但遇见了大事,就非他们出面不可。
升子。乡间除了秤以外最重要的一种量器,就是升子了。用薄薄的木板围成一个正方形,中间隔成几个小隔,像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升子卧在家中的米桶里,一日三餐要吃多少米,全靠升子来量。也许是在米堆里泡久了,升子全身散发出米香,通体上下光滑滑的。关于升子,东庄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一斗米养个仇人,一升米养个恩人。如今,木升子在乡间不多见了,有许多人家用塑料的水瓶盖量米了,总觉得少了一些味道,不过,那名句俗语还是在村人的口头上流传。
火桶。火桶是冬天用的最多的木器,下面放着火钵,火钵上贴着桶沿,放了一个横竖相间的木头折子,人就坐在桶沿上,脚和腿放在木头折子上,火钵里的炭火热气就源源不断地烘烤着人。在冬天,落雪的日子,没有农活干了,村里人就一人孵一个火桶,坐在八仙桌边,喝酒、吹牛、打麻将。对于火桶的好处,东庄人也是有说法的——手捧苞谷果,脚踏力炭火,除了皇帝就是我。
站桶。从远处看,站桶就像一个喇叭裙,上小下大的一个桶,上桶沿刚好放进一个小孩的身子,而桶下面的广阔空间,是给孩子活动的——东庄的小孩子到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大人们要下地种芝麻收玉米,就将他们放在站桶里,不用担心摔倒,也不用担心会尿湿,因为在屁股那地方横放了一个木挡子,一撒尿就从凹下的木挡上流走了。这应该是东庄的一个发明吧,那个年代在东庄长大的孩子,哪个没有站过站桶呢?
新嫁娘的木器。女儿要出嫁了,娘家无论如何也要给女儿配齐嫁妆的,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三盆四桶了。女儿和男方订了亲,做父亲的就会跑到山上,精心挑选好杉木,放倒了,晾干,解成板,就请了桶匠来家。盆有脸盆、脚盆、澡盆,桶有火桶、挽桶、子孙桶、鞋桶,这些大小不一的盆桶做好了,砂纸打光,上桐油,再刷上红通通的漆,晒在屋檐下,一个村庄都能闻到新木器的木香、桐油香,就会说,哦,东头老春爷家的巧珍要出嫁了。经过这家门前的人也都会问一句,订在什么日子呀?主人必笑眯眯地说,二月二。到了二月二,迎亲的那天,这些木器上还会被贴上红红的喜字,拖上车子,随了东庄的闺女一道,过河,上路,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一直到入了洞房。入洞房后,别的盆桶被摆到一边,只有子孙桶会被隆重推出,拿出桶里面的染红了的煮鸡蛋,叫来村里一个伶俐的小男孩,掏出小鸡鸡对着子孙桶尿一泡尿,于是,这小孩子就得到了一只煮鸡蛋的奖赏。小时候,我经常充当这样的角色,反正尿了一泡后,大人们就很高兴,当然我也高兴。后来,我才知道,子孙桶就是马桶,那是希望新娘子很快能生出小宝宝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我再也不去撒尿了,这一事业被村里的保明接任。
在东庄,木器东西还有很多,几乎所有日用的东西,都能用木头做出来,从锅台上的锅盖,到猪栏里的猪食槽,伸手可触的就是木器,木器东西越用越光滑,用长了,表面就泛出一种深深的光泽来,握在手里就觉得舒服。
东庄里的村庄
东庄,其实是一个行政村的名字,在十里畈上下,像一根粗壮的瓜藤结下了许多小瓜,它也有七颗连在一起的小村。
最上面的小村叫雷打岭,简称雷岭,据村里人说,是有一年,天上一个炸雷炸掉了半边山,露出了一个岭。雷打岭确实有一个岭,并不高,但山上林子密,岭下是半边黄乎乎的黄土,走到那里就觉得身上麻嗖嗖的,头毛皮子发颤。有一次我和捡狗到雷打岭山上捡槠栗子,在黄土里发现了一块白东西,再一看,竟是一个死人的头骨,昂在那里,呲着白牙,吓得我们一口气跑回家,心里还在嘣嘣直跳。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应该有传奇发生的,也确乎出了一个传奇人物,县志上都有记载的,在解放前,村子里出了一个土匪,姓洪,身高一米八,很是勇猛,方圆几十里人都称他“洪张
飞”。解放前夕,他被镇压了。
雷打岭下面一里多路的地方,叫岩山。这个村子里的人多是从江北潜山县搬迁过来的,大多姓余,村子里前前后后都是亲戚了,我家当然也是这众多余姓中的一家。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边有用厚重赭红的石板做的洗衣石,一天到晚,女人在那里洗衣洗菜,牛在那里喝水反刍,洗衣石边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要两个人抱吧,树根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底,一到夏天,村子里的男人就盖着草帽,躺在冰凉光滑的洗衣石上打呼。
枫树坳。枫树坳人家做房子多是靠着村路两边,一个小集镇的样子,吃饭的时候,家家大人小孩端着碗蹲在门槛前,一边吃饭一边互相说着话。枫树坳跟岩山相连,但枫树坳人口多,田地少,就常有人拿了砍刀摸到岩山的山上砍柴,这种行为多少影响了两个村的友谊,放牛娃子在一个山头遇见了,除了口角上斗一斗之外,有时候还要在林地里滚上一滚,直到双方都鼻青脸肿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必须要经过枫树坳,有时候战争也要延续到村中来打,枫树坳的小孩子埋伏在房子后面对我们发动攻击,因此,我们每天路过枫树坳都是高度警惕的,手里提着皮弹弓,书包里放满了小石子,像穿过敌占区。
再下边就是王垅了。夏天,暴雨来了,多是起南风暴,我们村子里的人,就手搭凉棚,往西南方向张望,嘴里说:“雨脚到了王垅了,快收酱钵子。”王垅成为我们张望的地方。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曾经在心里喜欢过一个同桌的女生,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她好像要比我大一些,总是在下课的时候,偷偷地塞给我一些炒蚕豆,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炒蚕豆握在手里的微温的感觉。
朱村是十里畈的中心点了。村部也设在这里,村部旁边有油坊,供销社代销点,一个并不天天出摊的肉案子,以及东庄小学。我们买盐,打香油,都要到这里来。东庄的油坊一开始是木榨的,一个人脱了衣服,只在腰间围了一个油裙,嘴里嗬嗬地唱着调子,搬起木榨锤,轰隆一声,向榨床撞去,浓浓的香味便弥漫开来。那时候,我们村子里的人都羡慕油匠师傅,马金应说:“那油坊里的人炒菜,那油,啧啧,菜吃光了,一碗底的油!”
朱村以下依次是红星、船形了,离我们村稍微远了一点,这两个村的人,都会养猪、养鸡,家家院子里,都有一群小猪把鸡们撵得跳上丝瓜架,热闹的很。最让我们村里人服气的,是他们人家的孩子会念书,出了许多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有一个人家竟然出了两个博士,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这让我们村的人见了他们,总显得很是尊敬,也很没脾气,大人日里见到了红星、船形的人,晚上必定要叫过自家的儿女,狠狠地训一番,说,你看人家老李家的两个书念的,中国都念完了,到外国念了。
长在东庄的作物
黄豆。早稻秧插下去了,田埂上光秃秃的,母亲便跑上木楼板,搬开瓮口的大石头,伸手在瓮里摸鱼一样,摸出一把把黄灿灿的黄豆子,点在了寂寞的田埂上。我还记得点豆的情景,母亲用长锄勾出一块土,后退一步,我上前丢下两三粒豆子,母亲再勾第二块土,顺势用第二块土盖住前面的一个小坑,从远处看,就像一只水鸟从水面掠过,撩起一串串水花。那时的那个季节,东庄广阔的十里畈上,到处都是点豆的人,也因此,到处都是那撩人的水花花,是点豆,让田埂一年欢跃一次。
角豆。我们那里人说羊角、牛角的“角”,念“各”,更奇怪的是,把角豆说成“羊角”,角豆有哪一点像羊角呢,我看不出来。角豆种起来要麻烦一点,必须要搭架,就像爱美的姑娘家,非要有个戏台子她才肯开口唱戏,角豆要在架上站稳了,才肯开出淡紫的花,结下修长的豆角来,角豆的豆子很好看,熟了的时候,全身通红而莹润,能照出人影,弯曲的地方纹着一道浅浅的黑线,像姑娘们的眉毛。我上二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叫月珍的女孩子,她有一次把角豆米串成了一个项链,挂在白净的颈子上,那是我看到的最美的项链啊。
芝麻。蛇有蛇路,鳖有鳖路,蟹子无路横爬。这是东庄人常说的一句话,其实,用在东庄的植物们身上也合适。南瓜要种在篱笆边,花生要种在沙地里,芝麻呢,见缝插针地补在山上的边角地里。种芝麻最大乐趣是收获的时候,先砍倒芝麻们,将它们一丛一丛地拢在一起,晾晒几天,待它们身上酒杯一样的壳张开了,就垫上竹簸箕,将它们倒过来,轻轻拍打,情形就如哄一个淘气的小孩睡觉,这时,一粒粒黑黑白白的芝麻粒应声而出,在簸箕上打滚。山上有许多动物为害,野猪拱山竽,狗獾啃玉米,猴子要碰到什么害什么,但猴子们不敢碰芝麻,它们有时好奇地看我们收芝麻,我们就抓起一把芝麻,向它们身上甩去,它们惊得一跳三尺高,吱吱地叫着跑走了,原来,它们以为那是一群虱子。
南瓜。在东庄,南瓜是被叫成北瓜的,是不是意味着这种植物是在东庄以北的地方传过来的?在东庄的植物中,我觉得南瓜花开得最漂亮,缀着露珠的清晨,竹篱笆上,南瓜花完全打开了自己,那种黄,黄得彻底,黄得绝决,黄得能照亮人的脸。很多年后,我曾读到过一个诗人的诗,他写道:“南瓜花呀南瓜花,噗地开成了金子”,一个“噗”字用的妙呀,他一定是种过南瓜的,因为没有人能看到南瓜花是什么时候开的,它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就开了。
高粱。小时候,在东庄小学读书,看到书上画的高粱,我和同桌的钱富贵相视一笑,不就是后山坡上满坡的“流髻”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我想,在东庄人眼里,那些高粱穗子就是女人一绺绺流动的发髻吧,东庄人有时还有些想像力的。高粱对我们的诱惑,还是它的秆子,手指头粗细,撕去外面的一层绿衣,一节一节地啃,甜甜的,在那个缺少糖分的年代,它是我们难得的甜食。秋天,高粱红了,高粱穗子收下来,挂在屋檐下,一个冬天都红通通的,特别在有雪的日子,它们就是一串串乡村的红灯笼。高粱产量低,非要磨成粉才能吃,这般麻烦的事,现今的东庄人早就不种了,东庄的坡地上再也没有了那种红天红地的高粱红了,这就像有另外一些东西,也从东庄走失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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