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存文物的收藏与捐赠 章安庆 文/图
大概由于父母给我取名“安庆”的缘故，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有关安庆的古老传说。工作之余酷爱钱币收藏和安庆地方史研究，并有心集藏了一些关于安庆的古文化（如古碑刻、古城砖、古钱币、古字画以及近代钱币、酒标、木刻等），在收藏的同时还对这些藏品逐一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加深了自己对安庆历史文化的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安庆老城拆迁改造步伐加快，拆老街建新街，我们在各拆迁、基建工地上仔细搜寻着我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古文明。1985年，我三弟在大南门防洪墙工地发现一块明代碑刻“戒袽绸桑”，使我们研究地方史兴趣一发不可收；1986年我们又在安庆日报社工地发现了安庆炮马营起义旧址遗物“杨氏试馆”门楣石匾；1988年在西门五巷口李炳坤先生故居发现了数块黄梅戏早期唱本的木刻梓板，还相继在安庆解放电影院院内发现“蓬菜阁记”碑，在帽厂宿舍院内发现“安徽省警察厅布告牌”。我们先后在《安徽历史通讯》《志苑》《黄梅戏艺术》《安庆史志》上发表了多篇研究和考证文章，其中不少成果被收录进《安庆市志》《安庆文化志》《安庆历代名人》等书刊。我们还多次与省、市文博部门联系，采取积极保护措施对上述有关碑刻、木刻进行抢救性保护。
一、几块古城砖勾勒出历史文化名城的轮廓
1979年安庆市新光电影院修葺时，我在其电影院前大坡下发现半块烧有“安庆府潜山县”字样的古城砖，其后我们又陆续在安庆老城改造工地发现了数块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城防工事委员会的城砖，其中几块南宋建城初期古城砖尤为珍贵。1987年底，我们在安庆古城北门集贤门老城改造工地（集贤门新村）寻得一块南宋绍定辛卯（1231）古城砖。这块城砖重1.2万克，长40.2公分，宽21.5公分，厚9.2公分。砖四侧均有文字，距今744年，除有七字剥蚀外，大部分清晰可见：“□□大夫知安庆军府事赵□□、□□郎安庆府司理提督石正颐、绍定辛□、彰法西窑”（□□为：剥蚀文字，经参考有关文献考证分别为“朝散、监簿、从事、卯”）。后我又陆续在四方城拆迁工地寻得二块完整铭文宋代古城砖，一块砖四侧文字（55字）为：安庆府提调官、通判王士廉、司吏邓由已、怀宁县提调官主簿刘仪、司吏石盛、总甲叶茂、甲首戴仲、小甲毕文彬、整匠陈隆三、造砖人夫陈宗二；另一块砖四侧文字（46字）为：安庆府提调官、通判王士廉、司吏邓由已、怀宁县提调官主簿刘仪、总甲叶茂、甲首邬具祖、小甲舒宗四、造砖人夫张宗二。
据史料记载：安庆城建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据《宋史·黄干传》记载：时任安庆知府黄干（字直卿，福建闽县人，朱熹女婿），看到金兵南下，于是奏请朝廷，筑安庆府城。又据宋代马光祖在《建康志》里说：“景定元年（1260）三月,将安庆府由潜山县迁到宜城渡。筑宜城为新安庆府，周十三里，高二丈，趾广七尺，顶半之。”由此可见，安庆城从1217年开始建筑，到1260年正式建成，一共用了43年。
安庆建城后数百年来，历经战乱，屡毁屡修。元至正十六年（1356），余阙驻守安庆，为防止朱元璋的进攻，将城墙增高到两丈六尺，在城的东、北、西三面挖了护城壕，引江水环绕。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知府陈镳又大修了一次。明崇祯九年张献忠三破安庆，史可法来宜解围后，怀宁县知县黄配玄将城池大修一番。到清顺治二年（1645）,左梦庚攻破安庆，五座城楼都被焚毁。顺治七年夏天，安庆阴雨连绵，城墙倒塌了一百丈，操抚宜永贵趁机将城墙重建。直至民国二十四年，城池修葺陆续不断。
二、“戒袽绸桑”碑重见天日，安庆考古史的重大发现
32年前，三弟章惠在安庆市大南门防洪墙工地发掘出一块明崇祯九年（1636）的古碑刻，文曰“戒袽绸桑”四字，使深埋地下达三个多世纪的石碑重见天日。当年《安庆新闻报》和《安徽电视台》都相继报道了安庆市考古史上的这一重大发现。
较为费解的碑额“戒袽绸桑”四字，前两字出于《易经》“儒有衣袽，终日戒”；后两字出于《诗经》“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四字合成“戒袽绸桑”碑文，有未雨绸缪和防患于未然的含义。此碑立于1636年，当时正值明朝末年，安徽湖北一带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安庆城一度陷入农民起义包围之中。朝廷派钦差大臣史可法来解安庆之围。据《安庆府志》记载：几次恶战后，怀宁县知县黄配玄加固城池，在城北集贤门外建一“前楼”，上为高楼，下为圜门，悬石额两块，向北曰“宜城天堑”，向南曰“磐石万年”。后经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前楼遭兵燹，“磐石万年”石刻失落，仅存“宜城天堑”碑，故《安徽通志稿》中有载。经查《安庆旧影》得知，清末“宜城天堑”碑曾移嵌到四方城外的古城墙上，民国初兴建菱湖公园，地方绅士又将此碑搬迁到菱湖公园，并在仿建的梅岭上建亭陈列，供人观摩，抗日期间，亭毁碑失。我们通过反复考证，认定“戒袽绸桑碑”是前述“宜城天堑”碑的姊妹碑。因为它们的上下款相同，立碑人也同是怀宁县知县黄配玄，只不过一块立于崇祯九年正月，另一块立于崇祯九年孟夏月，在时间晚了三个月而已。但不知何故“宜城天堑”碑名扬天下，“戒袽绸桑”碑却被打入冷宫。当年“戒袽绸桑”碑的发现，弥补了各类志书记载的不足，尤为珍贵。
三、炮马营起义名扬天下，“杨氏试馆”石匾再现辉煌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在武昌起义的前3年，1908年11月19日（农历戊申年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在安庆领导炮马营新军干余人举行起义，震惊中外，它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1985年12月1日傍晚，我们在西围墙安庆新闻报社印刷厂工地（务正街9号），发现一块“杨氏试馆”门楣石匾（长84公分、宽36公分，厚10公分）。经走访杨氏后人杨起田先生（81岁），杨玉珍老太（66岁）和上世纪二十年代常住杨氏试馆的学生、83岁的何荫庭先生以及居三祖寺街20号屋的邓少奇（70岁），通过反复调查、考证，此块“杨氏试馆”门眉石匾确系当年熊成基领导炮马营起义会址三祖寺杨氏试馆的遗物。
辛亥革命前，范传甲、熊成基以杨氏试馆为革命党人的秘密通讯机关，他们经常在此秘密集会，讨论起义事宜，制定起义计划。1908年11月19日熊成基在安庆领导新军千余人举行震惊清廷朝野的炮马营起义就是在这里举行会，推举熊成基为革命军总司令的，并决定当晚9时整举事。起义失败后，熊成基脱险转往日本。清末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城内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张劲夫、范传甲等三百余人惨遇杀害。此时杨氏试馆随时有遭搜焚之可能，馆主杨三姑唤匠人用石灰泥将石刻的“杨氏试馆”四字抹上，并用墨笔书上“四知书屋”四字，这就是老一辈人都知道的“四知书屋”的来历。三十年初，杨三姑将此屋（杨氏试馆）卖给了邓家（即邓少奇父亲）,又在务正街买了三间房子作为后来的杨氏试馆，并将原三祖寺“杨氏试馆”门楣石匾取下，带到务正街。
现安庆历史文化名城已批准，熊成基炮马营起义旧址已列修复之列，这次笔者将收藏的“杨氏试馆”门楣石匾完璧归赵、物归原主，让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再现往日的辉煌。
四、严凤英早期黄梅戏唱本木刻梓板的发现与考证
1988年底，我在西门五巷口李炳坤先生故居发现数块严凤英早期黄梅戏唱本木刻梓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李炳坤先生（笔者妻子的大伯）为生计所迫，开创了“坤记书局”，前后经营达十四年之久，鼎盛时期拥有各类黄梅戏剧本木刻版五十余套。“坤记书局”之所以名噪一时，发展较快，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与长期为书局提供黄梅戏小调唱腔资料的严思明有关。老一辈安庆人都知道严思明是一个落拓的知识分子，写得一手好字，拉得一手好胡琴，平生有两大嗜好：听戏、抽鸦片，是个标准的“戏迷”，每天基本三场戏，上午进“民众剧院”、下午“去华林大戏院”、晚上又至“黄金大舞台”、“群乐剧场”等，整天东戏园子进西戏园子出，朝朝如此。严凤英孩童时是严思明的掌上明珠，从小跟在父亲后面，在剧场、剧院内进进出出，她耳濡目染，天资聪明，很多戏一听就会，许多演职员都喜欢这个小丫头，今天教她一句，明天教她一招，日积月累，她竟成了一个真正“科班”出身的小演员，为她日后的舞台戏剧表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严氏家境日益衰落，严思明就到石印店里靠写字为生。李炳坤开“坤记书局”后专门聘请严思明为书局提供黄梅戏剧本木刻梓板摹本。2003年安庆市举办第三届黄梅戏艺术节之际，安庆市收藏家协会在艺术节前举办第三届民间收藏精品展，我将当年发现与收藏的这四块较为珍贵的黄梅戏木刻梓板捐献给安庆市博物馆，为艺术节献上一份薄礼。
2010年3月8日，我将上述收藏的两块古碑刻和十余块历代（宋、元、明、清、民国）铭文古城砖悉数捐赠安庆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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