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5月1日，青山苍翠，鸟鸣声声，花香阵阵。来自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张全海博士和安庆市根亲文化研究会会长任祥斌等一行人先后来到怀宁县清河乡温桥村宣屋村民组考察明崇祯进士、兵科给事中宣国柱家族历史；清河社区的明征虏副将军、安远侯柳升墓。随后，他们又赶到怀宁县黄龙镇，冒雨爬山、穿越荆棘，在当地村民帮助下，较为顺利地找到了清陕西巡抚叶伯英墓。触景生情，不禁勾起我二十多年前帮助叶伯英后裔寻根的历史回忆。
那是1994年6月的一天中午，我收到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校长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美籍历史学家周锡瑞先生和他的夫人叶娃女士在美国国立图书馆读到民国时期编写的《怀宁县志》，县志上有叶娃女士祖上叶伯英公的传记，才知道她的祖籍是安徽怀宁。在很长的时期里，他们这支定居天津和北京的伯英公后裔已与老家失去了联络。她委托在中国大陆的一位朋友（据说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先生）帮助联系老家，而这位朋友又找到了安徽师范大学的张海鹏校长。
我1974-1977年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时，张教授是我的老师。张海鹏教授想到了我这个老家怀宁又在怀宁工作的学生，于是写信让我帮助找到伯英公的怀宁祖籍地和他的族亲。
“师命难违”，当天下午，我就开始了“代寻根”之旅。我手头没有民国时期的《怀宁县志》，黄龙中学周边的同人们也对叶伯英家族一无所知。于是，我便启程到当时的怀宁县城石牌镇，先问了县政协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不了解情况，转而又去怀宁中学的毕昭杰老先生那里。毕老师不愧是老怀宁，他即从书架上取出民国版的《怀宁县志》，在人物传记栏里找到了叶坤厚、伯英、绍韩、文乔祖孙数代的传记文字。但历来志书一般不记载人物的详细老家地名，伯英公祖居地究竟在怀宁县哪个乡镇村落，毕老也不知情。
黄龙周边乡镇都没有线索，我决定扩大寻找范围。第二天是星期日，上完高三辅导课，安排好后三天的课程后，我便乘车赶往安庆市区，当天走访了安庆石化厂附近一处叶姓人村庄，依然没有线索。
于是，我想到媒体人见多识广，其时我的学友方祖中正在安庆日报社工作。星期一一大早，我冒雨找到安庆日报社方祖中的办公室。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找安庆地方志办公室叶庆主任。找到叶主任后，他随即搬出地方志，查到了叶伯英的祖居地应该在安庆市郊的白泽湖一带。
二
离开地方志办公室后，已是上午10点多，天色放晴。我来到安庆市区开往白泽湖的班车起点站登上班车。上车前，我仔细查看了站牌上写的停靠站点，在终点站前有一站名“叶祠”。就在叶祠下车！
车到了叶祠站，我满怀信心地下了车，第一次到这里，放眼远眺，安庆市东郊，是一片广阔的平原，田野中村庄星落密布。经过公路右侧的一所小学，走过两里左右乡间土路，来到一处村庄，艳阳下，一幢幢鳞次栉比的小洋楼，恬静，幸福。这时已近中午，我饥肠辘辘，正好看到村口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路边执事在迎接客人，见我健步而来，以为是来客，忙招呼进屋入座。我猜他可能是接错了人，于是乐得将错就错，填饱肚子再说。饭后，我先感谢他们的盛情，再说明“代寻根”的来意。这个庄子确实是叶祠，并且叶姓人居多，但我所说的叶伯英家族，他们并不知情。于是，有热心人介绍我去见叶萃章老先生，我请他们带路去见叶老。叶老是一位年近七旬的退休教师，神色清衢。我说明了来意，并让他看了张海鹏校长写给我的信。老先生一时喜出望外，打开了话匣子，叶氏族人听闻后，也很快过来坐满了屋子，自下午到傍晚，叶老娓娓讲述。自明洪武二年叶氏家族始迁怀宁，发展为華蔷蓁荠蕙五股；叶坤厚、叶伯英祖孙数代仕宦经历；叶伯英主持建祠修谱；叶伯英、坤厚先后去世；伯英公远葬怀宁黄龙镇的首尾；显赫的葬礼等等。又谈到伯英公后裔为何、何时与祖家失联，并提及1930年代他曾上天津找伯英公后裔开列谱稿。晚饭后，他搬出了家谱，在家谱首卷，我读到了叶坤厚、伯英撰写的序言，叶老还朗读了坤厚、伯英为叶氏宗祠撰写的楹联。这一切让我确信安庆市东郊的叶祠就是叶伯英家族祖居地，这里的叶姓乡亲即是伯英公的亲族。而历史上这里确属怀宁县管辖，他们是怀宁人。
我对叶老的口述做了完整记录，晚上又在灯下抄录家谱，因为奔波忙碌了一天，已经十分困乏，到晚上十点左右，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便向叶老提出要求，允许我带族谱到芜湖去复印。叶老欣然同意。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星期二，乘上轮船，顺江东下芜湖。傍晚就到了目的地，我走进安师大校园，这是毕业十七年后再次踏上母校土地，师母到凤凰山路接我进家。当我我展示出收集到的伯英公家族的资料时，张海鹏校长看后惊喜不已：“天宝，你做的这件事可用‘多快好省\’四个字概括。”诚然，老师的评价十分精当：有传记、有家谱、有口述史、有祖居地确切地址和族人翔实信息，可说多；从星期六接信，到下星期二交卷，仅为三天，真够快；材料确切，无可怀疑，是谓好；不仅完全自
费，而且不多花一分钱，可谓省到了家。老师亲自为我叠被铺床，打水洗脚，我体会他也为完成了朋友的嘱托而高兴。第天早上（星期三）我用一个多小时分三个部分整理了叶萃章先生的口述，张老师亲自为这篇文章起了文题：叶伯英家族源流。我们还复印了叶氏家谱首卷相关内容。饭后，我把撰写与复印的所有资料归卷装封寄出。至此可谓大功告成，我便向老师告辞。临行时，先生执意付给我40元返程路费，他深知我们乡村教书匠的家底。回到了安庆，我又直奔叶萃章先生家，送还家谱，并朗读了《叶伯英家族源流》，叶老听后十分满意，惊讶地说：“何老师你真有记者的才华，我那么凌乱的口述，你写成这样清晰明白的文章，真是佩服。”
三
几天后，我收到叶娃女士的来信，她在信中表达谢意，并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返回老家探亲。我又到叶祠把这一信息面告叶萃章先生，叶老当即表示，姑娘来家，家里要扎彩楼、放万鞭迎接。叶娃夫妇其时仍在北京大学任教，1995年春夏之交，叶娃夫妇从北京来到安庆，下榻安庆石化招待所。叶女士打电话邀约我在安庆市里相见，当我在招待所二楼见到周锡瑞时，才知道他是“洋人”。当天来的还有叶祠的叶东成（叶萃章女婿）、村里叶书记二人，我们一起在石化招待所用过午餐。之后，因我教学任务较重，着急赶回学校，没有继续陪同他们到叶祠。不过这次见面，叶娃夫妇确定了到怀宁黄龙祭祀叶伯英公的时间。
因他们是美籍人士，我便提前到县政府找相关领导汇报情况，但领导表示，涉外问题复杂，碍难接待。于是我又找镇书记，镇书记说，要接待需县明确指示或县里有人陪同。在官方均表示不予接待的情况下，我即打电话向张海鹏校长报告这一接洽经过，并说明我的态度：私人接待，我个人在学校旁边的“老牛饭店”宴请他们，并请黄龙中学校领导及部分老师做陪。老师答复说：“他们是学者，在北大任教，接待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这样做好。”
在约定的日期，周锡瑞叶娃夫妇在叶祠村书记及叶东成的陪同下来到黄龙。在我家小坐后，即到老牛饭店。饭后便到伯英公坟山祭祖。
叶伯英（1825-1888），怀宁人（今安庆叶祠），官至陕西巡抚，光绪十四年八月卒于陕西，其时他的父亲叶坤厚（1802-1889）还在河南任上。伯英的灵柩从陕西运回安庆停放在叶祠三年，其子叶元琦居安庆守孝。叶家的祖坟山在大缘山（因此叫大缘叶氏），本来可以安葬叶伯英，但是当时的祠堂主事华公股族长听信贩牛的江湖人士说辞，不同意将叶伯英安葬祖山。叶元琦势单力孤，只得另觅坟地，找到了“黄龙舌”这块地方（今属怀宁县黄龙镇）。灵柩从安庆经皖河水路到江镇，上岸后，请民夫抬往黄龙，堆棺安葬。以传统的糯米稀拌石灰严密筑成，外覆以黄土（当时民夫三文钱一担土），堆成高大的坟冢。墓前树有一对表柱，两只石狮，一块高大的墓碑，十分坚固宏伟。我记得小时候上学路过时，经常爬到上面玩耍，当时并不知道是叶巡抚的墓。到了1966年的时候，一些当地人士对这座大墓起了歪念头，他们花了几天的时间用炸药炸毁了坟墓，盗取了随葬物品，叶伯英的遗体被运到一里外的山脚草草掩埋。
当我们在山脚找到叶伯英掩埋处时，其惨状让叶氏后人伤心不已。叶娃夫妇返回北京后，叶氏后辈有心要修复伯英公墓，但毕竟路远山遥，鞭长莫及。叶氏族人，尤其是叶萃章先生，坚请我再次给以帮助。但我只是一名教师，对修墓这类世事无半点经验，只能勉为其难。我利用节假日往返安庆与黄龙之间，与叶萃章先生商定方案。叶萃章先生筹来人民币一千元，我在黄龙本地找人承包修墓劳务，议定造价。多方奔走，购买石碑，刻写碑文。一段时间后，堆起了墓冢，树立了石碑，碑上刻“葉公伯英之墓”，立碑时间为公元一九九五年，立碑人为叶伯英裔孙叶笃仁、笃义、笃正、笃庄、笃成等八人。碑文文字为叶萃章先生手书。修墓事完成后，我将修墓经过及资金使用情况写信详实反馈。1996年2月，我收到叶笃庄、叶笃成的回信。
其后不久，叶笃庄（农业经济学家）、叶笃成（改名方实，《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从北京到安庆到黄龙探亲祭祖，并拨冗到黄龙中学寒舍看望我，还带来礼品，让我十分感动。他们年事已高，地位尊贵，仍然如此恪尽孝道，注重情义，礼贤下士，实非常人可比。他们到伯英公墓地祭祀后，返回安庆市里，并约我过去一叙，我因教学任务重，没有同行。
伯英公后裔与祖家睽违近一个甲子之后，重新建立了联系，叶娃女士完成了寻根之旅。我也有幸在其中助了一臂之力，至今想来，饶有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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