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有梦想 创业很不易
[摘要]几位在“上海滩”打工安庆籍农民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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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杨宏伟
如今，在上海打拼的外地农民工，不但要承负着当地政策上的不同待遇，还要忍受一些当地人世俗性的歧视眼光。一些外来人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许多人都说：“这活儿实在不易干啊！”农民工苦，农民工累，农民工难。在上海，记者近日采访了一些安庆籍农民工。
艾秋菊：开家“包子店”做起小老板
“未到上海来之前，就听人说上海好，上海‘遍地是黄金\’。可来了三、四年的时间了，我不知道它究竟好在哪里？打工挣钱也很不容易。”说这话的人名叫艾秋菊，老家在安庆市怀宁县江镇人，今年35岁。2007年夏天，艾秋菊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上海。先是在杨浦区一家电器开关厂工作，朝九暮五，每天工作8个小时。
“当时我的要求并不高，到上海找份工作，并不是指望收入有多高，而是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能拿到应得的报酬。”艾秋菊告诉记者说，按照这家私人工厂的规定，她认认真真地在工厂里干满了3个月的试用期，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试用期满的第二天，却被告知，自己由于考核不合格，毫无商量地被辞退了。后在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帮助下，厂方给予了她一些补偿。
“家里很穷，丈夫自小就患小儿麻痹症，公公婆婆年岁已高，两个孩子都在念书。我就是吃再大的苦，也要找到份工作，贴补家用。”在老乡的帮助下，艾秋菊离开那家电器开关厂不久后，便在徐汇区斜土路上开了一家包子、馒头店，做起了“小老板”。七个平方的小店面，成了她的创业基地。店面虽小，但租金每月要3000元。可她不愿放弃，因为其经营的面食品种较多，生意很红火，许多当地人都愿意来她的小店买早点。
“现在丈夫也到店里来帮忙了，给我打打下手。”艾秋菊告诉记者说：“在上海的日子里，就是想努力多赚点钱，让家里老人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刘可峰：心里有梦想
“蜗居”上海
怀宁县洪镇人刘可峰今年30岁，莫看他年龄不大，可其在上海打工已经五年多时间了，80后的他算是二代农民工的代表。刘可峰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积累，曾在安庆市一家职业学校学过美术设计。现在上海做房屋装修设计这样的技术活。据其称，他每月收入能挣上三、五千元的。刘可峰告诉记者说，挣来的钱，自己只留在上海开支的一部分，余下的钱全都寄回老家，维持父母亲以及妻子和孩子的生活。
刘可峰“蜗居”在徐汇区小木桥路附近一小区公寓，说是个“家”，也只有六、七个平方。记者看到，其居住的房间内，除了一张桌子，就是一张床了。房间内再也没有其它的空间。虽然刘可峰的收入在同来的打工者中还算是“小康”，但他出门的交通工具是依然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无论多远的活，他都只骑车而舍不得花钱坐车。
在与记者交谈中，刘可峰最羡慕的人是比他早两年来上海打工的同村村民小余，虽然他们俩的年龄相差无几，可小余通过这么些年的打拼，现在宝山区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是一位“打工者中的中产阶级”。前年小余还在宝山区买下了一栋三室一厅的二手房，把妻子和女儿都接到上海生活了。
“打工里面的富人还真不少。”谈起别人的成功，刘可峰一脸的羡慕。
曹金银：打工赚得多花得也多
“在上海打工赚得多，开销也很大。”记者见到曹金银是在徐汇区枫林路一家菜饭馆，这家专为来沪打工的外地客开的小饭馆由于经济实惠，吸引着许多外来打工客。曹金银今年36岁，安庆市宿松县人，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先后到过青岛、厦门、杭州等地干过木匠、装卸工、建筑零工，2009年初，和老家一帮人一同来到上海，在一家建筑工地做工。
曹金银告诉记者说，一年前，与他一起来上海打工的家乡人中有许多都离开了上海，到其它城市去打工了。据其介绍，这些人中，不乏因物价上涨从上海‘逃离\’的。曹金银给记者细细地算了一笔帐：“虽然我每个月能挣2000多元钱，但每天仅吃饭的费用就将近30元，一个月下来大约要900元。再加上和工友合租房子每月需分摊350元以及其它费用……这样，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要花掉近1500元钱，剩下的几百元钱，难以向家人做交代。
曹金银说：“在外地打工赚得多，花得也多，不如回到老家，在老家的附近城市找份工作。虽说赚钱少点，但花销更少，而且想老婆和孩子的时候，还能抽出时间回家看看。”
“物价上涨得特别厉害，可工资却不涨。苦点、累点，我们都不怕，问题是一个月下来，根本存不下钱。”与曹金银一同在上海打工的老乡小金如是地对记者说。
冯向东：工作很重，工资却很低
12月31日晚，记者在徐汇区一家叫名叫“航城”的地下室旅馆见到了岳西县白帽镇人冯向东和他的妻子。他们准备乘当晚12时52分列车到安庆，第二天再乘长途客车赶回岳西。冯向东告诉记者说，他们夫妻俩是在2010年年初经老乡介绍，来上海徐汇区一家百货店打工的，这家百货店是私人开的，老板很苛刻。2010年，夫妇俩的工资每月总共2800元，冯向东1600元、他的妻子1200元。即使这样，他们都是任劳任怨的。“年底时，老板突然告知我们，过年后，双方要签合同，工资又降了，在现有工资基础上，每人每月要减去100元。老板还发出了狠话‘要么同意，要么走人\’。”
冯向东告诉记者说，他们夫妻俩工资都很低，但工作时间却很长。从早干到晚，没有上下班时间，有事就要干，不管白天、夜里。工作很重、很苦，工资却很低。“没有办法，我们夫妻俩商议，只有选择离开上海。老板得知我们这一想法后，当即就与我们结清了工钱，把我们从其提供的居住房里撵出。”
“今后的路怎么走呢？”对记者的提问。冯向东流露出茫然的情绪。“长期在家里待着总不是事，过完春节后，还是想办法到其它城市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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