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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大师足迹 李坤明

安庆晚报 2017-06-14 12:00 大字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枞阳县会宫镇老桥村吴牛庄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因为与老先生是近邻,在我们义津稍有文化的人,说起国学大师吴汝纶几乎无人不晓。

但真正认识到大师勤政爱民热心教育、矢志走教育救国之路,是今年三月一个春景如画的日子,我和一帮朋友走进“吴汝纶纪念馆”的那一刻。

吴汝纶纪念馆坐落在桐枞公路旁,是一座古朴简洁的红房子。馆内陈列着吴氏族谱、吴汝纶年谱、著述文献、生平轶事等等,展示了老先生坎坷的人生经历。吴汝纶,一个寒门学子,少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成为名噪一时的“桐乡才子”,二十五岁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爱慕其才华,留佐幕府,切磋学问。后任深州知府(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因遭人忌妒,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八年,清廷诏办大学堂,经大臣张百熙推荐,加汝纶五品衔,任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先生为官千里之外,许多可圈可点的事迹,并不为乡人所知。其中堪比西湖苏堤的“吴公渠”就是一例。光绪七年(1881年)至十五年,吴汝纶任冀州知州。为治理衡水至冀州间千顷易涝洼地,报请直隶总督李鸿章划拨帑金十万两,自光绪十年至十二年连续三年挑挖疏浚,修成一条总长六十余里的排沥河道,引导低地积水流人滏阳河。并在河上建桥涵八座,重建老龙亭闸一座,既方便了往来商旅,又使千亩斥卤之地变为膏腴之田。后人为纪念吴汝纶兴修水利之功,将老龙亭闸改称吴公闸,将所修河道称作吴公渠。时至今日,吴公闸尚存,部分吴公渠保存完好,并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

老先生出生于私塾之家,或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一生热心教育。他主政深州时,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振兴教育,当时深州境内学田被豪强侵占,教育经费短缺,教育废弛。他不畏权势,采取果断措施,追回学田,保证了书院的教育经费。之后,他又选拔一州三县的高材生入书院读书,并由他亲登坛讲授,以至于老百姓忘了他是州官,尊称他为“大师”。另一鲜为乡人所知的是他辞官出任莲池书院山长一事。据吴汝纶自述,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当时保定莲池书院主讲张裕钊辞职转任江汉书院教习,十月初吴汝纶至天津拜见李鸿章,当时莲池书院无人主持,李鸿章正踌躇乏策,他面请辞去冀州知州,主讲莲池书院,李鸿章大喜。于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卸冀州任,举家迁至保定,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加上他的名人效应,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其中有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严复,著名作家、学者马其昶,皖督府秘书长李光炯,浮山中学创办人房秩五等。

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被乡人津津乐道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与桐城中学的故事。明代翰林院学官兼教师称之为教习,清末兴办学堂,其教师沿称教习,总教习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管业务的副校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诏开办新学,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不见。有一天,张百熙在大清早,穿管学大臣公服,站在吴汝纶的卧房门外(有的说是跪在房门外),等吴汝纶起床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他的邀请,但是附带一个条件,就是要先到日本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是由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于日本,张百熙答应了这个条件。这年五月,他率领几名学生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期间,他们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和单位参观,并拜访了众多官员。回国后,对于在中国开展新式教育已有了整体思考,但清廷已令他彻底失望,他没有回京,而是取道上海,直接回到故乡桐城。他将日本之行写成《东游丛录》,作为中国最高教育当局派员访询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教育制度的第一份调查报告,派人送到张百熙手中,算是完成了出访使命。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在家乡开始实践他的办学思路,桐城中学堂就是他的实验田,并亲笔撰写了那幅著名的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披为“勉成国器”。虽然他没有来得及到北京大学到任就病逝于家乡,但是这个经过一直被传为美谈。

为追寻老先生的足迹,我们一行人在村支书的带领下,走进了老先生的故里——吴刘庄。吴刘庄在公路的南侧,距离纪念馆不过一里地。老先生故居已经不复存在,依稀可见的是一些古砖、瓦砾和一些残存的石雕构件,唯一幸存的是老先生故居门前的一棵有着二百年树龄的枫香树。年过八旬的退休老书记,站在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的枫香树下,向我们介绍吴汝纶故居的样子,以及他所知的一些有关老先生家里的故事。我们也只能从他语焉不详的叙述中,想象少年的吴汝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读书情景。因为时代久远,加上老先生读书入仕后,非大事很少回乡,许多事迹并不为乡邻所知。

站在枫树下,我们面前是一口清波荡漾的池塘,池塘下是层叠的梯田。三月正是油菜开花的季节,眼前一片金黄。再远处就是形如笔架的玉屏山了。时光流逝,朝代更迭,带走的是记忆,带不走的是山川风物。目睹着曾经留下过老先生足迹的山山水水,田畴阡陌。我似乎闻到了老先生生活的气息,仿佛看到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手持书本,身背包袱,从这里出发,走出县城,走进京城,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四十年后(1902年)腊月二十九,一个风雪交加的黄昏,一顶小轿从风雪弥漫的玉屏山走来,坐在轿内的长须飘拂身心俱疲的六旬老者,正是当年那个心怀天下的少年。

十多天后的正月十二,老先生带着对未竟事业的深深眷念,遗憾地走完了他六十四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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