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兄长
[摘要]汪辉满
兄长离开我整整三十个年头。虽然流年似水，但兄长的音容笑貌仍长留心间，还是那样清晰和亲切。
我的老家在枞阳县一个乡村，兄长早年就在村里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干部。那年月乡下识文断字的人不多，兄长还兼任记工员。我看他那样每日辛辛苦苦，高考结束后赋闲在家的我，就写了一篇题为《是好队长又是好记工员》的报道，刊登在当时的《安庆报》上。他看后非常生气，说：“你没事可写点别的事、别的人，农村里值得写的东西多着呢！”他就是这样谨言慎行，严格要求自己。
我们姐弟三人，姐姐、妹妹和我对兄长都很敬重。父亲1943年就参加了八路军，1952年转业地方，工作在外地，虽然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但他无暇顾及家里。兄长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重担，里里外外都靠他操持。母亲1958年过世时，姐姐也才十七岁，刚参加工作；我正考到安庆上初中，不过十三四岁；妹妹年龄更小。我们姐弟三人可以说都是在兄长的关爱下长大成人的。为了能让妹妹读点书，兄长常背着她蹚水过河送她上学；为了我能安心学习，寒暑假回家，兄长也不让我干太重的农活。那些年冬天特别冷，兄长每天总是早早起来生上炉子，不让我们受冻。寒假后开学，兄长踩着漫过膝盖的积雪，送我去离家十几里地的轮船码头。姐姐刚参加工作，兄长也常抽空去县城看望她，并嘱咐她要照顾好自己，安心工作，不要挂念家里。
兄长子女较多，家里也很困难，可他从不让我们受半点委屈。1961年，我仍在安庆读高中，正值“瓜菜代”年月，兄长在我寒暑假返校时，总是让我带点焦面、炒米粉、咸菜等。他说：你正是长身体的时期，不能饿着，家里人多，锅里多添瓢水就行。
1966年“文革”爆发，安庆两大派发生了激烈的武斗，兄长担心我的安全，就和父亲一道冒着危险把我从单位接回老家。不仅保全了我的生命，也避免我卷入“两派”争斗的漩涡。
“文革”结束后，我返回安庆并准备结婚成家，兄长便将家里的木料打制成橱、柜、床，并亲自驾着小木船从枞阳送到安庆。我的许多同事和邻居无不为之感动，都羡慕我有这样一位好兄长。我也确实为有这样的好兄长而自豪，并在内心暗暗发誓，等我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回报他，让他安享晚年。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85年秋天，辛劳半辈子的兄长突然病倒了，日渐消瘦，姐姐要我带他到安庆检查一下。到了116医院，诊断结果：肝癌。我不信，又带兄长去市第一人民医院，结果又查出贲门癌。那时的我如五雷轰顶，因为，我慈爱的兄长才五十多岁啊！那些日子，在他面前，我还装作十分平静，面带笑颜，可心里每一刻都在暗自流泪。他自感病情很重，跟着我辗转各医院检查时从不问检查结果，唯恐看到我难过的心情。当时，我正在安庆市首届党政干部班学习，兄长怕过多的打扰我，执意要回家。我和姐姐商量后还是决定再到省城医院检查一下，结果无法改变。医生还一再叮嘱我不要到处求医问药，即便华佗再世也无力回天！当时我能够做的，就是想买点好吃的东西慰藉他一下，他说只想喝点稀饭。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在安医门口喝稀饭的情景，泪水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返回老家后，兄长忍着强烈的病痛，从不在我们面前哼一声，两个月后瘦骨嶙峋的兄长平静地走了。走得那么早，走得那么匆忙，走得那么让他的儿女和弟妹们撕心裂肺！
我多次想提笔写写兄长，可泪水总让我不能如愿。快三十年了，我才强忍悲痛写下这篇文字，以告慰兄长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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