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书法家和书法家的小时代 从赵长青认罪说开去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赵长青近日在被公诉后对于受贿2486多万元表示认罪悔罪。从赵长青的案发到一些错字别字连篇的书协名人,以及中国美协原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杜军去年的落马,安徽省原书协主席李士杰的被调查等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书协这样的机构无疑是存在着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书协与书法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
自1980年代至今,书法的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书协成立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基于当时整个时代的有利因素——这是一个不谈钱的时代,一个还有理想的时代,协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成就了书法十年发展的“黄金时代”。自九十年代后,书法进入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变成众声喧哗乃至滥竽充数,原因在于功利性不断渗透,共同价值观丧失,底线失守。进入二十一世纪,书家角色更多趋于平民化,因为自媒体的出现,有了多种平台,也就有了各种机会,无疑属于个人时代,也就是“小时代”。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赵长青(右一)
一些求大求新的书法展,几成秀场
曾几何时,我们习惯于以“大”作为最主要的话语评价标准,诸如大扫除、大丰收、大检查、大著、大作、大师等。随处可见的有大画家、大书法家、大展、大赛,非“大”而莫能凸显。因为习惯了类似“大书法家”这样的口头禅,“大书法”也粉墨登场。不能不说,因为盲目求大,最终可能大而无当。所谓的“大制作”,正成为一种泛滥成灾的表演方式,广场般大的宣纸,拖把一样的毛笔。然而,这样的作品既不便于展示,也无法保存,就是一次性消费,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宣纸尺寸大,字形大,只是一个数据,一种表象,只是“大”的第一层次。“巨制”不仅仅只是体量,更强调艺术含金量。如果总是关注表面的数字,只能说太肤浅。即便就大字本身的规格而言,也远没有达到古人的极限。单件作品有安道一的“大空王佛”在那里。多字作品便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比照这两件作品,当代的大字作品不过是小儿科。这就告诫世人,若无敬畏之心,只会出乖露丑。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现场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拓片局部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拓片局部
如今的书法大展大赛,看起来规模一个比一个大,却一个更比一个不见特色。也许规格小,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评价。说到底,还是没有足够的含金量。展览成为一种集团军作业方式,成百上千人,最终被记住的却没有几个。风格面目相似是最主要的原因。“大”只是停留在表层,必然导致展览的同质化,最终不可能是“大展”。江湖大师也跟着起哄,反倒成了网红。请注意,也是“大”字当头——闹腾的动静够大,排场要足够大。为什么现在普遍拼命追求“大”?除却字形和特定的作品本身要求外,一方面是表演时炫技炒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力过人”,两方面结合起来看,恰恰暴露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缺憾——书法的边缘化和书法家的边缘化问题。
巨型书法创作现场
书法展览中的表演
“书法热”和书法的边缘化同时出现,看似矛盾,现实中恰恰是并存的。为了改变这个现实,好事者索性将书法提到“文化战略”的高度,企图彰显“中国书法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结果事与愿违。原因有两层:对外而言,书法是中国所独有的,代表中国形象,怎么定位都可以,却很难在其它文化土壤扎根。对内而言,涉及到书法的“公共性”问题。书法如何介入公共领域?有人试图抄写社会事件来刷存在感。从内容上来看,初始会有一些新意,但最后必然重复。由此次新冠疫情便能看出来,书法在介入社会事务方面的影响力,远不如文学。相比之下,有哪个书画家的作品可以和《方方日记》一样被关注?永远不可能。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书法和文学各自的属性决定的。在专业书家眼中,世间最“大”莫过于书法,而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书法只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经济主导的世界,一方面是各种专业分工,专业门类太多,而且很多关系到国计民生,书法不是首选甚至说不上优选,没有直接作用是真的;另一方面,这是商业文化、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主导的时代,在一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土壤里,一切高雅文化愈发处于边缘化地位,以消费为特征的流行文化兴起,让公众的参与意识止步于娱乐化。书法的边缘化几乎是必然的,就是一种“常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好事,因为书法成为基于个人真心喜好基础上的一种自我选择,由此可以走进每个真正爱好者的内心。内心兴趣成为持久的强大动力。最怕的是不甘寂寞。
以上是从整个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若是从个体层面而言,“书法家出而书法亡”,并非只是忧虑,确有隐忧。对于古人来说,书法是“隐学”,在每个人心目中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用尽一生的时间和心血来研究和对待。对于今人来说,书法成了“显学”,却外热里冷。如今,书法本身的专业属性限定了书法家只能在一个小圈子中活动。有鉴于此,必须改变目前的封闭状态,与各种圈子形成更多交集,提高圈外人的专业认知,才能消灭“江湖书法”。就书法而言,从未失去天然的社会优势——与所有人文学科不同的是,书法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兴趣点和关注点。现在的关键是,如何从“无人不知”到“知之甚多”,从了解皮毛到真实不虚。
2019年,原安徽省书协主席李士杰组织的首届“中国书法大厦杯”颁奖现场,以巨额现金进行发放引发争议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每逢有“重要人物”参与书法活动,捧场的人就会特别多。书法家在今天的社会中没有影响力,不是因为书法原因,主要是个人原因。就书法家而言,但凡本人是大儒、大匠甚至大哲之时,必定会产生一般书家所没有的影响力。大师就是一种文化典范,具备了大时代、大智慧、大成就等三大要素。也就是说,当个体成为“大人物”时,具有足够的文化能量,才有“大书法”。如果不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只关注尺寸“大”,最终会陷入“乌托邦的困局”。书法是一种非常注重个体化的文化形式,完全从属人的内心,与他人无关。如果总是被置于一种功利攀比的环境中,势必扭曲方向。当个人作品具有足够的含金量,有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同,可以广泛流传,这就是文化影响力。退一步来说,如果书法家个人成不了大师、大儒和大哲,依然可以在书法专业方面精益求精,关注书法本体,推动书法的进步。这是比较务实的态度。今天的明星具有强大的商业影响力,尤其是对于社会大众,但他们对于文化未必有很深的系统了解,更不用说书法了。所以,真正能够贡献的力量非常小。虽然有时存在作品可以高价拍卖的现象,但未必是积极作用。一般受众只知道似乎很值钱,而不问审美,长此以往,只会起到反作用。说到底,影视明星也是一种专业,只不过和时代潮流结合很紧,利用电子传媒而将声名放大了。名气有了,就可以谋利。然而,流行文化只是一时的热闹,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精华,价值贵在恒远持久。2010年3月4日,时任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赵长青(中)和中国书协理事、煤老板李士杰(左)出席揭牌仪式。
如前所述,“大书法”应该是“大人物的书法”,核心即是提高个人文化影响力。有鉴于此,可以将热爱书法的人简单地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本的、单纯的个人爱好,自得其乐,陶冶情操,自生自灭;二是文化精英、专业人士,可以在书法方面开拓出新天地,成为个人的精神世界;三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和文化记忆,必定是文化大儒,心怀文化使命。三者分属个体的世界、专业的世界和自我的世界。只有加以必要的区分,才符合常理和现实,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精英,也不是人人都能成功,回归常态,回归常识,才能真正理解书法,乃是医治假大空的良药。假定“大书法”真的存在的话,书家必须具备四个前提:一是必须具有大历史观,强调书法回归文化本体;二是必须具有大视野,对书法现实生态可以全方位加以把握;三是必须具有大智慧,就是对书法未来的思考和前瞻;四是必须具有大格局,书家心胸开阔,不能只看到眼前普通的事物,而要讲究气度和担当,才能保持千年文脉不断,开拓进取。“大书法”言下之意,主要是指超出书法本身的范围,对外来说,关注社会文化生态,对内而言,强调书家具备更加丰富的知识结构,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功夫在书外”。今人不过是增加了大量的书法活动,皮毛而已。只有当“大”的要素真正具备了,“大书法”才会出现。四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大历史观”。
唐 张旭 《草书古诗四首》(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大书法”应该是“大时代的书法”。历史中的大时代有两种:一种如汉唐盛世,汉隶唐楷,都达到了巅峰状态,风格多元,气象万千;一种如明清易代,天崩地裂,一切都要面对重构。那些大时代的书法家作品,张旭、颜真卿、黄道周、傅山等,共同点是心中有家国天下,从作品可以感受到时代的大气象,那才是“大书法”。大时代的作品,首先表现出一种元气,或者说朝气、生气。当时代元气淋漓,人心便生机勃勃,社会光焰万丈,创造力喷薄欲出。唐 颜真卿 《颜氏家庙碑》
唐 颜真卿?《祭侄文稿》行草(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反思当下,究竟是大时代还是小时代呢?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大的一场剧烈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大时代。古往今来,所谓大时代,首先指物质的博大。大时代绝不排斥物质。一个精神丰盛而物质贫乏的时代,显然不是大时代。但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创造和物质拥有的层面,把物质本身作为人生追逐的目标,奉消费主义为圭臬,也只是“小时代”。大时代不仅在于物质的繁华,更在于精神的饱满昂扬。大时代的第三点特质,时代气象光明正大,个人内心是开阔的。大时代的书法应该表现出独有的广度和深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社会生活和经济运行是决定艺术未来发展的前提。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让所有人的生活停摆,对整个艺术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短期的紧急措施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带有紧急性质的措施,无疑加快了历史进程。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何把握时代脉搏,进而把握好自己呢?
当病毒突破了人的生理和心理防线,经历疫情之后讨论艺术,几乎成了奢侈之举。每逢灾难来临之际,因为恐慌,常常会渴望得到更多的信息。面对疫情的恐惧,会不自觉地将各种碎片化信息拼凑起来,以缓解无边的焦虑。各种半真不假的信息也会接踵而至,不明就里的人推波助澜,极其混乱。正当此际,独立思考非常重要,实质就是判断力。对生命价值加以反思。与生命价值相比,书法价值在于何处?怎样对待名利?如何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越是浮躁之时,越是要沉静下来理性思考,形成个人的人生智慧和经验。思考的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对个人书法创作会产生持久影响。
疫情让很多问题暴露出来。
书画市场基本见底,谁在裸泳,一目了然。去除了泡沫当然是好事,但也让很多年轻书法家的生活变得艰难。最令人感慨的无疑是“北漂”。有人用“溃败”一词来形容,必须大踏步“离京”。在这之前,先要收拾干净,“贱卖”、“给钱就卖”、“无情甩卖”等关键词显示着一大波北漂者的生活正在分崩离析。所隐含的问题是——又有多少人最终被迫改行,离开书画圈?
因为疫情,书法的线下培训受到严重冲击。如果原本就是网络培训的,则变得十分红火。网络的作用进一步空前强化。长时间沉浸在虚拟世界中,如何避免某种成瘾的依赖性?如何面对现实?因为书法学习必须言传身教,必须要见面,要交流,无法省略,也无可替代。疫情期间,海量的“抗疫”图片作品展览,一哄而上,形式单一,同质化倾向明显。时至今日,没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作”。这恰恰见证了整个时代的浮躁。
因为各种现实的压力,客观的隔离处理措施,改变了现实书法生态,也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最终也会改变行动方向。“书法热”的终结,不是没有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展览,没有评审,没有雅集,甚至没有专题新闻,所有的书画新闻都是和抗疫有关的。这种情况是几十年里从未出现过的,存在一个短暂的“真空期”。其后,小范围的活动可能会恢复,但全国性的大型活动举办还是受限。“后疫情时代”的书法,就是基于因为疫情原因和对疫情的反思,书家重新回到书斋,重新回到个人。不禁令人感慨——这才是书法家本应有的状态。然而,疫情过去了是好事,书坛似乎又慢慢恢复原样,继续争名夺利。
当代书家如果无力应对外在的宏大世界,难以化解关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于是退回到个人的世俗生活和情感生活中,退回到自我的精神心理世界中,自行封闭,一个人折腾,“螺蛳壳里做道场”。这种“小时代”与大时代是隔绝的。虽然也能折射出一些社会的、时代的光影,却十分有限,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习俗、情趣、欲望。在一些年轻书家那里,小时代硬是变成了小圈子,再大的展览,不过是杯水风波。当一个时代归于平淡之时,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小日子,除却柴米油盐茶,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是“小”而是“浅”,两者存在根本区别。社会生活的碎片化、零散化与平面化倾向长驱直入,制造出某种中国版的“后现代主义”,造成个人内心无法承接大问题,深入大思考,面对大时代。
“大时代”与“小时代”之间,本身就存在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对于“大”和“小”的理解可以有多个角度和多种层次。“大”指时代和社会,包含一切社会现实生活,整个世界、国家和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意味着整个社会拥有相对集中的主题。“小”指个人,从个人出发,细小的、物欲的、功利的,涵盖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从时代本身来说,无所谓“大”或“小”。任何大时代也有小的一面,存在分散的甚至碎片化的社会。无数人的小时代最终可以汇集成大时代。在“大时代”与“小时代”之间,置身其中,有时很难分辨,或者说,最基本的判断和认识,主要来自个人感受,取决于书家个体的生活阅历和思想视野。每人都操心自己的“小时代”,“大时代”的变革就会到来。当下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书家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小人物居多。书法重新回到个体,就是一个“小时代”。“小时代”就是个人能够成功的时代。按照整个社会专业分工的要求来说,政治家管理国家,经济学家操心民生,书法家就是要创作出精品力作,写字成为“大本领”,可以小中见大,过成自己的“大日子”。书法家既可以是大时代的小资,也可以是小时代的大神。
黄宾虹书法展出现场
黄宾虹书法展出现场
陈寅恪致龙榆生书札
和平年代的人很容易精神萎靡放纵,意志消沉,陷入一种文化的虚无。在整体格局一味偏于精致琐碎的今天,难起大浪的小时代,亟须激浊扬清,倡导正大气象的创作,努力以浩然正气和阳刚情志呈现中国书法的中国气派。书法可以实现个人精神的超越,实现超越现实的自由,前提是需要约束自我,从心灵深处呼唤生命激情和奋斗意志。个人与整个时代相比,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不过是一粒尘埃微末,沧海一粟,弹指一挥,刹那之间,因此要心怀敬畏,知己所不能,有所不为而能有所为。一味想象自己的“大”,反而容易骄傲自满,自我膨胀。“逍遥游”并非抛弃责任,不顾一切地逃离现实。艺术的宗旨终究是为了归返人生,让人以健康的心态更好地担当现实使命。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书家追求个性自由和自由情怀,不仅需要带有强大自制能力的高贵良心,更要有觉悟程度极高的沉静文心。
林散之先生在创作中
林散之草书立轴
于右任先生《为万世开太平》草书轴
王蘧常先生书迹
时代变化无疑是机遇来临的预兆。如果书法家能够把自己作为社会人文精神的建设者和传播者,即便身处复杂变革的大时代,恰恰可以挑战自己,锻炼自己。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文化的命运和个体的命运,哪一样不是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钱穆说,中国知识分子远自春秋时起,便以“在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里,探求一种人文精神,为其向往目标的中心”,时至今日,知识的对象与终极目标,早已大众化,而且很多人“言必称西”,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以大化小,是对个性和个体人存在很多限制。殊不知,个体的“小”存在于社会历史的“大”之中,“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由小及大。说到根本,书法最终要落实到每个个体头上。不管口号多么响亮,主张如何“大”,都是依靠个体来施行。一个书法家,要想有“大书法”,就看你的心有多大,付出的努力有多大。(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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