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已随秋风去
1034年，左司谏滕宗谅对皇帝直言：“陛下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皇帝受不了，让他从左司谏出知信州。这个滕宗谅，就是那个十年之后，因“挪用公款”被弹劾贬至荒蛮之地——岳州而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岳阳楼建成，滕子京寄画《洞庭晚秋图》给老友范仲淹，请他写《岳阳楼记》，又请“善草书，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的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此记刻于石碑上，再请篆书家邵觫为此碑“篆额”，造就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天下四绝”。
高中时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背的是课文，此后再看，则是“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的洞庭湖，是“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心旷神怡。中年以后再看，才略微体会到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之心意和忧伤。
大约同一时期，因进奏院案遭到弹劾的苏舜钦，被削职为民，寓居吴中，买了一座荒废的园子，建了一个流传后世的亭子——沧浪亭，并作《沧浪亭记》以表心意。
庆历五年，即“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第二年，欧阳修被贬滁州太守。滁州僧人智仙在琅琊山麓建了一座亭子，因欧阳修自号醉翁，而命名为“醉翁亭”，于是有《醉翁亭记》。
看过吴钩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才把这些琐碎的线索联系到一起了。要了解宋时御史台制度、谏官进谏风格，甚至八卦一些“宫闱秘事”，吴钩的《宋仁宗：共治时代》是不错的选择。
比如，范仲淹的贬黜事件。
景祐二年，因范仲淹还朝不改本色，“言事愈急”，经常抨击政府施政措施。时任宰相的吕夷简对范仲淹这种人很不满意，设法使他到开封府赴任，想从中找出差错好罢免他。没想到范仲淹虽然当了开封府的行政长官，却从未停止对朝政的批评，此举惹怒了吕夷简。最终，宋仁宗以范仲淹“言事惑众，离间君臣，自结朋党，妄自荐引，及知开封府以来，区断任情”为由，将范仲淹远逐到偏远的饶州（今江西鄱阳）当知州去。这也是欧阳修写下那篇著名的《朋党论》的起因。
《宋仁宗：共治时代》其实是挺厚的一本书，但却不枯燥，作者将仁宗时代的一些制度在娓娓动听的叙事中作了生动的、画面感极强的介绍，很有可读性。
比如夏竦的赐谥事件。谥号先是与高祖“重名”，而被知制诰王沭封还。仁宗亲自制作一个谥号“文正”，又被司马光等臣子们从“一程序不正义，二夏竦也配不上‘文正’的实体不正义”等方面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放弃，最后给夏竦定了一个“文庄”。关于谥号的来由，赐谥的程序，谥号的拟定、驳议、论枉等，说实话，对历史不太感兴趣的我，完全不了解这里头的弯弯绕绕，不止是我，一般人可能也想不到去了解吧。
通过这些有史可查的记录，奏章、笔记，历史变得极具镜头感，读来趣味盎然。
读者读来轻松，但作者从卷轶浩繁中打捞甄别出这些细节，还要辨别哪些是胡说，哪些是杜撰、附会，哪些含隐晦之意，哪些是春秋笔法，这个艰苦的工作非真正“宋粉”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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