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郑先聪刘宏顺年前在首都某大型制药集团任副总
□本报记者 郑先聪 刘宏顺
11年前，在首都某大型制药集团任副总经理的徐培鑫，放弃月薪上万元的职位，回到安岳县龙台镇玉池村担任代理村主任。不到两年时间，玉池村由一个人心涣散的“闹事村”变成了干群一心谋发展的先进村。2001年8月27日，四川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 《玉池看变—— 一个 “闹事村”的转变实录》。
今年8月，记者随同已担任龙台镇党委副书记的徐培鑫来到玉池村。水泥路通到了一半以上村民的家门口，成片的柠檬就是村民的 “小金库”，村务公开栏就在村委活动室墙上。“人心凝聚，发展喜人。”老党员陈元述对记者说。
就在当年栽下的柠檬树下，徐培鑫说起了当年的抉择。
记者：当年，你为什么会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回到一个“闹事村”当代理村主任？
徐培鑫：我是玉池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玉池还是很好的。每年村里都要组织放电影，村里完税纳粮都很积极。但在我离乡求学和工作的那几年，玉池变了。具体是从1992年开始，农民负担逐渐加重，而干部们为了完成各种税费任务，采取了较为简单粗暴的方式：牵猪、抱电视……矛盾积聚，直到2000年6月，玉池村和周边乡镇村共三四千农民，在玉池村举行了所谓的“万人减负大会”，当时村干部失去了村民信任，频繁换人，镇干部根本就进不了村，进去就会挨骂、被打。
当年的镇党委书记梅柏谦是个作风过硬的人，但他到村里同样受到打骂，因为缺乏和村民正常交流的平台。当时，他到北京出差时找到我，请我为家乡出一份力，做做村里的工作。我答应了他。虽然当时我的工作蒸蒸日上，收入待遇也很好，但想到家乡发展停滞、人心涣散，我觉得有一种使命感；我应该回去尽一份力。我记得很清楚，2001年2月18日，我回到玉池村当起了代理村主任。
记者：面对当时村里的复杂情况，你用什么办法很快扭转局面，让村民信任你和其他干部？
徐培鑫：我对村里的人情世故还算比较熟悉。因此，我采取了三部曲：
首先是要能和群众接触，让他们能坐下来摆谈，这样他才能听你讲道理谈政策。我不搞大张旗鼓的开会，而是带着糖、烟到他们家里去，挨家拜访，也不吃饭。这样，很快就了解到了他们的怨愤和要求。
接着是承诺给乡亲们解决问题。针对当时管理混乱、财务不公开的情况，我拟出了28条村规民约，并特别成立了一个理财小组，由群众来选举理财小组成员，他们都不是干部，反而是那些“闹事”的人，让他们来监督村里的一切开销，并完全公示。这样，老百姓信服了，曾经闹事的群众反而成了帮着我们说话的人。
第三步是转变群众的心思到发展上来。我发动村社干部带头修路，带头种柠檬。我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20多万株柠檬苗，亏本卖甚至送给村民种。以前他们种柠檬，轻管理，缺营销，“受伤流泪”。我给他们提供技术，帮他们跑市场，这样村里的柠檬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也得到了收益，就没人闹事了。
记者：这些年基层工作经历，你对基层工作有什么感悟？
徐培鑫：我在玉池村从代理村主任，到后来兼任村支书村主任，后来成为乡镇干部兼驻村干部，亲身经历了玉池村的脱胎换骨。我的经验就是：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不要说太多大道理，要做实在的事情。群众一时不理解，但最终会被打动。就像我们修路，开始就我和几个干部在整，坚持几天，群众就来了。
我是搞市场营销出身的，我认为搞好基层工作，和市场营销有很多相同之处，特别是要抓住群众心理，取得群众信任。当年我们说 “三个代表”，要代表老百姓的根本利益，要为他们着想；现在我们说“科学发展”，就要让老百姓看到发展的希望，带着他们发展致富。
记者：回想当年的选择，放弃丰厚的收入回村“临危受命”，你是否有所遗憾？
徐培鑫：我并不后悔当年的选择。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关键是到老了，看看你做成了什么事，有什么可以自豪。我当初答应了梅柏谦书记，答应了村里的乡亲们，我就要坚持，一心一意把事情做好，让乡亲们相信我，跟着我干。现在来看，我实现了当初的承诺，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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