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求学路

淄博晚报 2016-12-10 00:00 大字

○于洪亮

我敢说,在淄博教育学院中文系八三级进修班期间,全班乃至全校同学中生活最艰难的,本人应该算一个。尽管不堪回首,却很值得回味。

实际上,在此之前记忆中也从未轻松过。我是1952年10月生人,家庭成份为上中农。“文革”十年饱受歧视,连加入“红卫兵”、佩戴红袖章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推荐上学了。后来社办高中——梧台中学生源不足,我才进了这所学校。在校时间一年半,毕业后回家成为一名年青的人民公社社员。

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十年动乱中一般不会得到重用。在本村一位退休老革命的极力推举下,1971年8月成为村里的小学民办教师,全家人高兴得不啻于中了状元。四年之后调到林家联中教学。1978年9月,结束了为期8年的民办老师生涯,转正后到临淄四中负责高中语文课教学。

社办高中毕业教区属中学,困难可想而知。日常的教学工作,让我感到了知识的匮乏,为“曲线求学”,我重新回到梧台老家教初中。当时求学欲望之迫切,是一般人所体会不到的。

1983年夏天,机会终于来了。经软缠硬磨、四下活动,我终于争取到了报考淄博教育学院中文进修班的名额。接下来便是紧张的考前准备。没有指导,无人交流,只能是根据所考科目,一个人关在家里瞎琢磨。妻子深知这次考试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尽可能为我提供一切便利。正值麦收时节,妻子一个人收麦、打场。天气有变,妻子仍一声不响地抢收晒在院子里的麦粒,生怕影响我复习。就这样,心想事成,我终于考进了淄博教育学院。

当时家在农村,距离张店七八十里路。一般有两种走法:一是先去辛店,然后花两块钱乘6路车去张店；二是骑自行车直接去张店。为了节约开支、来回方便,我大多选择后者。通常是星期一早起,搬出笨重的“千里马”自行车,先观察风向,假如是顺风,心里便高兴得像捡了个大便宜。假如是逆风,只有作好出大力、流大汗的充分准备。不论顺风还是逆风,另有一项省时省力的便捷举措就是“扒车”。即在来去张店的路上,瞅准速度较慢的大货车或拖拉机,靠近之后,一只手扶自行车把,另一只手迅速伸出去,抓住捆绑货物的绳索或车箱挡板,借助外力,一路前行。至于危险系数大小,再也顾不上管它,更不在乎交通民警偶尔的训斥。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怕。

我有兄妹5个,那年分家不久,儿子只有4岁。妻子一个人种着责任田,累得精瘦,三根筋挑个头。我在进修期间迟到早退,就为帮妻子一把。但也只是尽自己的一点心意,帮不上什么大忙。有次用地排车往家运玉米,妻子一人前边拉,幼小的儿子在后面帮着推,吃力地爬“四方湾”旁边的上坡。一边是深湾,一边是大沟,若退下来,儿子不知也无法避让,后果不堪设想。当别人说给妻子听的时候,她这才吓得打起了哆嗦。

1984年春天,老家责任田调整误了农时,只好由各家各户自找门路。我和妻子商议,先是种了药材黄芪,我星期天去皇城买的种子,下种之后没有发芽；接下来又种了芫荽,还是因种子问题苗情不好,只出了零零星星的几棵；最后种了一片方瓜。所说的方瓜,有的地方叫囊瓜,有的地方叫南瓜,反正大同小异差不多。

家里留下的种子是吊方瓜种,即架起来长的那种,让它在地里爬蔓生长,不说是一种创新,但起码算得上是一种尝试。尤其是种七八个畦,多达四五百棵,如此规模,就一家一户来说,在全村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妻子出身农家,是公认的庄户地里的一把好手,但种瓜是个细密活,既耽误功夫,又花费气力,一个人起早贪黑也忙不过来,我在课堂上仍惦记着锄草、施肥、打头、压蔓、浇水、灭虫等地里活儿。每到周六,来不及吃午饭就急匆匆往家赶,为的就是能帮妻子干点活儿。

方瓜陆续成熟,摘下来亲朋好友自家人送一些尝尝鲜是必须的,但更多的要赶快销售出去,因为这是口粮田种的,还要靠它解决吃饭问题。我曾经想带着一些到自己正在进修的淄博教育学院作廉价处理,但为了顾惜面子,始终未能成行。

哥哥提议抽星期天用地排车拉方瓜去北乡换大豆,回来再把大豆倒换成小麦、玉米之类,这样会更合算一些。有个星期天,我和哥哥,还有六叔家的洪运兄弟,用地排车装了十多麻袋方瓜,套上毛驴,兄弟三人轮流帮毛驴拉“帮套”,经苇河、去朱台、过西单,到博兴,奔陈户,行程一百多里,实行了一次跨地区作业,完成了方瓜与大豆的转换,也可看作是物资交流的一项内容。

星期天一番忙碌,劳作时穿的衣服往往来不及换,当晚或第二天一大早,便重新登上返回学校的路程……

来到学校之后,往往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

上课学习没精力。前一天在家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疼,坐在教室里乍一放松下来,上下眼皮止不住往一处粘,强睁大眼睛,老师讲的什么却一句也听不到耳朵里。有时风云突变,听着风声雨声,会魂不守舍,不由自主联想到坡里的庄稼,家里晾晒的东西收拾好了没有,老婆孩子淋水了没有……

参加活动没心情。记得学校经常举办一些歌咏比赛之类的活动,班上都是成年人,有的同学走南闯北,多才多艺,因此通常是自行组织演练。唱的歌有《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等。大凡歌唱需要心情,假若没有心情,既不想张嘴,也记不住曲调歌词,因此不得不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被留下来吃小灶补课。

那时,学校有个小报,似乎是本班的同学主编,自己从不写稿、投稿,尽管有写作的爱好,入学以前在《大众日报》《淄博日报》发表过不少文章。进修期间,大概没有人知道我还能写点东西。因为“身在曹营心在汉”,很多时候想的是家里那些事,再没兴趣写点什么。

学习受影响并不意味着学习不认真。我心里清楚机会难得,总想尽可能多学点知识。除了听老师讲解,还虚心请教同学,一旦误课,落下的作业补上,没记的笔记抄别人的。对学校、对老师从不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在我上过的所有学校中,学习环境、师资力量这里是最棒的。比上社办高中时,勤工俭学拉地排、推小车、平整河滩,不知要强多少倍,我有什么理由求全责备呢?

无论上学还是上班,点名、考勤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那次考勤公布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事情是这样的:

有天下午,预备铃响后,班长说要把一周的考勤情况公布一下。结果是,全班40多个同学中,唯我旷课半天!听罢,脑袋“轰”的一声,脸“唰”就红了。由于家在较为偏远的农村,事务多、负担重,平时少不了迟到、早退,请假甚至旷课,论真实情况,旷课何止半天!问题是别人全勤,唯一人旷课,这样“鸭立鸡群”、“唯我独尊”,面子上就挂不住了,更何况有的同学平时也有旷课现象,虽说不一定像我那样忙家务事。相比之下,怨气和不忿油然而生。若放在前几年,我一定会当场发作,拍案而起。在临淄四中任教时,曾有过当着百十号教职工的面,跟校长翻脸争吵的经历,也有过半路上教训不懂礼貌学生的过去。可这次我还是强忍了,心想:到这里是为求学,不是来打架的,再说也确实旷过课。

是日下午,我心情非常不好。老师讲课听不进去,晚饭也没吃多少,熄灯后连觉也睡不着了。越想越气,最后穿衣下床,借着外边微弱的灯光,在另一宿舍找到了考勤的班长。打算跟他把话说清楚。看我怒气冲冲、拼命三郎的架式,年纪略长于我,且又以认真负责著称的班长坐在床沿上无可奈何地陪着笑脸,我心一下子软了,最后只是丢下了几句硬梆梆、不怎么好听的临淄话。

从那天直到毕业再没考勤。据说是考勤簿丢了,又有人见撕碎了,在厕所里看到了纸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进修班都是成年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还是有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尽管家中的农活儿牵扯相当大的精力,但总是尽最大努力学好设置的课程,唯恐虚度光阴、浪费时间,学不到应该掌握的东西,更担心毕业考试不及格或学业成绩差丢人显眼。为此,我时常羡慕班里“双职工”的同学,下了课,放了学,悠哉游哉,心无二事,手里钱也宽裕,相比之下,那是何等悠闲自在!

寒暑易节,时光如流。两年的学习进修很快便结束了,大专学历成为我一生中最高学历,也成为调入党政机关的硬件之一。两年进修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成就了事业的发展。半年之后,我调进了临淄区委宣传部。在调入机关的第二年,我先是入党,接着家属农转非,举家迁入城里居住。一字不识、淳朴善良,下了半辈子庄户地的妻子被安排进了民政局福利企业。这样,我们也终于成了“双职工”!

就这样,从1986年至2007年,从区委宣传部到区政府办公室,再到区文化旅游局,我扎扎实实过了把“当官”的瘾。2007年3月提前离岗,2013年底办理退休手续。在过去的日子里,工作之余离岗之后,靠着进修期间学到的知识,出版了7部文集,计120余万字,其中散文集《回望》获市2004年精品工程奖、《散文小说集》2010年获首届临淄区文学艺术奖金奖、散文集《风吹四季》2015年获第九届淄博市文学艺术奖。

晚报讯(记者赵晓雯通讯员孙若蒙)为深入贯彻《淄博市鼓励“零成本创业”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文件精神,加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为创业者实现自身发展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