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压倒西风 ——一个古淄博人的人类思想史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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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在《解老》篇中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所谓“前识”进行了批判。他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所谓“前识”,就是只凭个人的主观妄想臆测,没有以客观事物作为依据的认识。韩非提出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方法,用以反对“前识”。他主张“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参”,是比较研究,“验”,是验证。“参验”,就是根据实际效果来验证言论、行为的正确与否。他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固参验而审言辞。”正确的言论,应该是名实的统一:实是检验名的标准。他认为使用“参验’方法,对事物进行考察、比较研究的时候,必须有客观的态度,不能有主观的成见。
韩非发展了前期法家正视现实的改革精神,强调以实际功用和效果检证知识的真伪,否定无用的争辩。《韩非子·五蠹》篇里说,现在的君主喜欢听花言巧语而不追究它是否合乎实际,对人的使用,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追究做事的功效。因此天下的“淡言者”,总是夸夸其谈,而不切合实用。所以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治仍然不免于乱。改变这种风气的办法是使“境内之民,其言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韩非的认识论是为他的法治学说提供论据。
集大成者
儒墨道法,诸子百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即韩非。
《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这是史书中第一次讲到《管子》这本书。因此,如果说稷下学宫有管仲学派,那么韩非当是之一。不过韩非在稷下学宫游学时间不长,如果由他编撰《管子》一书,是无法完成的。但韩非是读过《管子》的。而“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说明当时《管子》这部书是很普及的。以当时的传播能力,如果是新编撰之书不可能传播得那么快。因为当时抄录一部十几万字的《管子》需用的时间就很长。因此,《管子》一书应该是在韩非之前就存在并广泛传播了。
《中国通史》的作者白寿彝评价韩非说:“韩非是旧中国末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积极倡导的专制主义理论,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思想中的进步性和反人民性并存于他的具有矛盾的思想体系中。他只看见争取国君、打击旧贵族满足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而没有照顾到其他阶级,如工商业者,特别是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
以客观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白寿彝的这段评论还是沿用了传统的正统说教。“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证明韩非之前已经存在法家思想,韩非是一个总结和继承者。那么法家的源头在哪里呢?当然是管子。韩非当然有其局限性,但他并不是反人民,可以说,当时的思想学说没有一家是站在人民和工商业者立场上的,站在人民和工商业立场的只有管子,也就是法家。可惜,生命没有给韩非改革实践的机会,他的理论总结已经非常精粹,但改革和治国实践上没有管子那样的经历和功绩,在经济理论和军事理论上就没有管子那么全面,法治理论也还没有达到管子的系统深刻。而儒家又不敢承认管子的存在,甚至不愿意承认老子也早于孔子,否则,儒家的正统将无法保持。
但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孔子向往的西周王朝被永远地抛在了身后,然而管子、老子、韩非的辩证法却时时应验,对立的孔子就成了他们专制主义的看门神。(完)
连载
□徐明天张宇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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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淄博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