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歉疚 ○聂廷生

聂廷生,山东省特级教师,在淄博六中从事语文教学和教育管理,发表文章60余篇,参编专著10部。专心教育教学,偶尔为文自娱。

1995年,我那时还住在平房小院。一天中午,饭后洗完孩子的几件衣服就去午睡。洗前还问母亲有没有衣服要洗,她说没有。后来朦胧中听到母亲喊我:“到点了,还不去上班?”睁眼看表,也就刚到点,下午没课,就说不慌。起来看到平时都午睡的母亲正坐在院子里,就问:您没睡?有事吗?她说没事,我也就上班去了。

到了办公室,忽然想起一本资料忘了拿,就又回去取。推开小院门,我一下楞住了:小厨房外面水管下放着大盆,母亲正坐在那里用左手吭哧吭哧地洗衣服。见我回来了,母亲先是一愣,就像孩子做错了事被大人发现了似的,脸上的表情很是尴尬。“刚才你不是说没有要洗的吗?”我有些生气地说。“怕耽误你睡觉,我又闲着没事。”母亲嗫嚅着,声音很小,脸上微红,满是汗珠。

十多年前,母亲突发脑血栓,落下了偏瘫的毛病,只有左手和左腿还多少能动。多年来,刚强而善良了一辈子的母亲,只要自己能做的事,就从来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哪怕是自己的子女们。我知道母亲的性格,没再说什么,就把盆里母亲的内衣内裤很快洗完晾上。当拿着资料走出家门的时候,我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后来,我搬进了三室两厅的楼房,五楼,母亲出门不方便,但她在家里的活动空间增加了不少。地面瓷砖虽是防滑的,但我们仍是嘱咐她小心,不要乱动。开始,她还听话,只是坐在她南面朝阳的卧室看外面学生们在操场上活动,或者是和上楼来找她玩的老姊妹们聊天。后来,就偷偷尝试着踱到客厅、厨房,闲不住的她又开始拾拾掇掇。有时挪动着不方便的身体扫地抹桌,100多平米的屋子,她得忙活上一早上,寒冷的冬天里只穿着一件单衣还热得满头大汗。有时踱到厨房用一只手择菜,韭菜、芹菜、豆角、菠菜等总是给事先顺理好,让你下班做起来饭来方便。

有一次中午到家,母亲正在厨房,笑着说:“菜我炒好了,白菜炖豆腐粉条,你看行不?”接着叹了口气,“就是菜切得太大,想切细也切不了了。”叹息里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和歉疚。

母亲曾在食堂、饭店干过多年,给大厨负责顺菜打下手,厨师们对她干的活儿都很满意。我看看锅里做好的菜,看着满脸歉疚的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是为了能让我少干十来分钟,老人家得忙活半天,还生怕不合孩子的心意。这就是我的母亲!我忙说:“挺好挺好。”妻子回来听说母亲做菜,就埋怨说:“您不用忙活,累着磕着就麻烦了。”母亲只是像个孩子一样嘿嘿地笑着。那顿饭,吃着真香!

有时没事特别是逢年过节放假时在平房陪母亲睡觉,娘俩就常常聊些家常。有一次聊起了哥哥们的婚事。1967年大哥结婚时,只是做了两床新被褥,棉花还是大嫂从老家带来的。1972年二哥结婚时,只是买了一张三抽桌、两把椅子,床和橱柜是娘家陪送的。1975年三个哥结婚时,条件算是稍好了点,也只是买了点木头请人打的床和立橱。有时,嫂子们有时说起来觉得有点亏。说起这些,母亲总是叹息说:“咱那时不是条件不行啊!有粉谁不知道往脸上搽呢。”听着母亲的叹息声,我的心里一阵紧揪。我知道,大哥结婚时父亲已住院多年,父亲去世时我才六岁,二哥三哥和三个姐姐都没成家,母亲又没有工作,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吃饭都成问题,婚事能办到这样母亲已经是东挪西借、尽了最大的力了。

孩子多,子女的就业是母亲最操心的事。父亲去世后,单位照顾本来应上山下乡的三哥招工就业,于是,二姐只得按照下乡政策去了淄博矿务局当时在潍北建的农场,一待就是四年。其间,先是照顾年龄大的去了兵团,后又一批照顾老大返城招工,而二姐是随着农场的倒闭最后一批返回的。回来之后,上级又说去农场不算上山下乡,要招工还得再下乡。二姐当时整天闷在家里哭,也和其他人一起去矿务局找,最终,还是又下乡去了马庄,一待又是三年。二姐干活从来不惜力气,在农场时连年都是五好战士,参加过全局的表彰大会；下乡时,也是连续表彰为积极分子,参加过区市的知青代表大会。一心只想好好干活就有希望跳出农村的二姐,第一次招工又失望了。二姐半夜走三十多里山路回到家里,她和母亲只能抱头痛哭。半年后,二姐才第二批招了工,26岁,是年龄最大的。说起这些,母亲总是自责:“那时咱也不知道送礼啊!就是落下再大的饥荒,也得让她早一点就业啊。”

大年三十,我带着儿子和哥哥、侄子们去上坟。屈指算来,从父母当年来淄博到现在,全家男男女女已有50多口人了。站在为这个家、为子女辛劳了一生的父母的坟前,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对子女的歉疚。凛冽的寒风从山野上吹来,任凭泪水从我的脸颊上无声地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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