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流亡”桂林
□黄伟林
上大学期间，我经常光顾的出版社除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外，就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的全称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它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出版社合并而成。
生活书店由邹韬奋1932年创办于上海。出版界有一个很权威的奖项，即韬奋出版奖，就是为了纪念邹韬奋的。据我所知，目前出版界以人物命名的权威奖项仅此一项。由此可以看出邹韬奋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一位与当时执政党不那么融洽的文化名人，邹韬奋曾多次流亡。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邹韬奋开始他的第三次流亡生活。这次流亡，他逃避的不是国内政府当局，而是日本侵略者。如他在《患难余生记》中所说，“寻常的流亡生活，在途中总是要在隐藏的状态中，这一次人数既多，又是浩浩荡荡地公开进发，在流亡生活中可谓别开生面。”此次流亡，邹韬奋的目的地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汉。最初，他乘轮船到了香港。12月2日，他从香港启程，开始了他的广西之行。与他同行的有金仲华、钱俊瑞、杨东莼、沈兹九、张仲实等人。这些人物不仅是当时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而且大多是共产党员。
12月8日，邹韬奋一行到达桂林。在到达桂林之前，他们经过了梧州、玉林和柳州等城市。一路上，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广西青年诚挚勤奋的精神。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那种盛况。例如，他们在梧州演讲结束之后，许多青年跟着他们到了旅馆，提出许多思想上的问题、抗战的问题、战时教育问题以及在抗战期间与青年切身有关的其他问题，与他们商榷直到午夜，第二天天刚亮，房门口又站了不少人，邹韬奋只好一边洗脸，一边继续谈话。又例如，当他们在玉林吃过晚饭回旅店的时候，被一群玉林中学的学生包围起来，互通姓名之后，同学们再三要求他们多留一天到学校去演讲。然而，邹韬奋一行行期已定，在同学们的盛情邀请之下，只好当晚到玉林中学与更多的同学见面。到学校已经9点钟，学校平时规定9点睡觉的，但因为他们的到来，全校大部分同学集队在大操场等待，第二天早晨3点多钟，同学们还早起去送他们。根据邹韬奋的回忆，他们广西之行所经过的沿途地点，都有这样的情形，到桂林因为学校多，就更忙。我们不妨摘引几段邹韬奋有关桂林的文字记录，在《患难余生记》中，他写道：
我们这一批朋友，戏称自己这一群为“马戏班”，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会做什么“马戏”，却是说我们形成了一群：金仲华先生讲国际问题，张仲实先生讲思想问题，钱俊瑞先生讲农村经济问题，杨东莼先生讲战时教育问题，沈兹九先生讲妇女问题，我讲团结抗战问题。到一处便有许多青年和我们商榷这个问题，讨论那个问题，闹热得什么似的。在桂林有一天下午我和金先生应广西大学学生之约，本来预备每人演讲一小时至一小时半，但是因为全场千余的男女同学非常热烈，大家继续不断地提出许多问题来商讨询问，竟从一点钟讲到六点钟，还全场空气紧张，兴趣浓厚；我和金先生也非常兴奋，轮流答复，始终不觉疲倦。后来该校教务长先生因时间太晚，同学们要吃饭，才宣布散会，答应他们以后有机会再谈。
在《桂游回忆》一文中，邹韬奋写道：
我和几位朋友这次经过桂林的时候，刚巧遇到桂林的青年学生举行“一二·九”学生运动二周年纪念大会。在他们“抽税”的程序中，本来希望我们有一个时候对全体学生讲几句话，那天在那个纪念大会，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都到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就被请去讲演。我们应他们邀请出席的有三个人，就是金仲华沈兹九两先生和记者。
会场在公共体育场，并设有播音机，这样请外来的宾客对青年做大规模的讲演，在广西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过肯允许学生这样大规模地纪念“一二·九”——— 学生运动最光荣的一个纪念日——— 在别处似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特别值得我们的注意。数千男女青年静立广场中，整齐严肃，倾听数小时之久，毫无倦容。
看到他们所发表的关于这一天纪念的宣言，也很可以看出广西青年朋友们认识的正确。他们在这个宣言里向中央政府当局提出三个期望：（1）“在这神圣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之下，只有国家的存亡才是我们的存亡；只有民族的利益才是我们的利益。彻底地刷新内政，铲除亲日分子汉奸及贪官污吏，使抗战中的政治与军事连成一气，以增强抗日的力量。”（2）“我们认为只有使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才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抗战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在改良人民生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3）“为了使教育适合战时的需要，教育着每个青年，使他们都成为民族解放的有力斗士，我们要求即刻实行战时教育。”
这段文字中有一个词“抽税”，意思是当时的文化名人经过广西，大都要被广西政府邀请进行演讲。对此，邹韬奋有专门解释：
广西当局以及公务员和青年群众对外省来的宾客，总是虚怀若谷，殷殷请教，这种精神，记者在以前曾经略为提及。他们对于这件事还有几句说笑的话，他们说凡是外省来到广西的宾客，都要尽一种义务，就是要受广西“抽税”。可是这里所“抽”的不是“苛捐杂税”，却是“演讲税”。他们“抽税”的时候，要叫公务员听，就把全部的公务员召集起来；要叫青年学生听，就要把全部的青年学生召集起来。整齐迅速，秩序井然。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前面那段文字，会发现邹韬奋对当时广西的文化环境是比较赞许的。因为大规模地纪念学生运动，在其他地方不那么容易，在广西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这次流亡后不久的1938年3月15日，生活书店在桂林成立了桂林分店。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在中南路闹市租赁了一座两开间两进的楼房为门市部。因为桂林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也因为武汉沦陷后新闻出版界另一个重要人物胡愈之来到桂林指导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工作，桂林分店逐步成为生活书店在西南的出版发行中心。生活书店在桂林曾经发生过一些故事，比如，聂绀弩的杂文名篇《韩康的药店》即以其为题材。如今，在桂林中山中路的八桂大厦前面，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书店桂林分店遗址的纪念标识，它大概可以算作是桂林当年作为中国文化城、出版城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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