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的启蒙
燕台石
1980年，我从高校毕业分配到市直机关工作，我报到的单位是烟台地区行署（即今天的烟台市，烟台是1983年11月由烟台地区改为烟台市的）工业交通系统的综合管理部门。那时大学生是稀罕物，而我又是那年“文革”结束后分配到该单位的唯一大学生。那时的机关人员大都是新中国建立前和文革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部队转业的居多，剩下的就是从工矿企业职工中选调的人，学历一般都不高，具有高等学历的人，在四十多人的单位中除我之外，还有两三位是负责工程技术方面的干部。单位主要负责人是一位建国之初刚28岁就担任县长的老同志，没有读过多少书，但说话咬钢嚼铁，办事雷厉风行，是很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一位长者。那时的我既年轻，又有学历，可谓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可是不久接连发生的几件事，让我这个所谓的“天之骄子”对机关的这位老同志刮目相看，钦佩有加，说他是我进入机关工作的启蒙老师绝非谬赞，有事实为证。
接电话的学问
我到单位报到后，被安排在办公室工作，具体讲就是单位的秘书。但当时我这个秘书对机关相当生疏，一个人也不认识，包括单位领导是谁也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也是一头雾水，就是接个电话找人都找不着北。
那时的电话远没有普及，更没有手机一说，一个单位就一两部办公电话，一般放在办公室或值班室，通过机关总机人工接听。我刚到机关工作，宿舍没有落实，被安排在单位值班室里面的套间临时休息、住宿，这天恰巧我在电话旁时电话响了，我顺手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浑厚的男子声音：“喂，你好，我是黄某，请找王某某同志接电话。”打电话的是谁，要求接电话的是谁，我一概不知。我只好向同一室内的一位老同志询问，哪位是王某某，有人找他接电话，那位老同志告诉我，单位确有王某某，就在楼层中间的办公室里。我赶忙找到那间办公室，敲门进去一看，一位头发花白、已经谢顶的老同志单独在里面办公，我问：您是王某某吗？有个黄某找您接电话。老同志从办公桌边抬起头来，用锐利的眼光盯了我三秒钟，然后慢慢说，我就是王某某，电话在哪里。我赶忙说，在值班室，并陪同他来到值班室接听电话，王某某来到值班室，室内的人纷纷站了起来，通过他与通话人的交谈，我才知道打电话的是地区行署的负责同志，他本人是单位的负责人。我当时脸就红了，汗也出来了。我这个秘书，连地方的行政长官和单位领导都不认识，还直呼其名，多么难堪。不过领导接完电话，并未批评我没有礼貌，仅仅问了一句，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吗？我回答是的。他接着说，抓紧熟悉情况吧。
室内的同志等领导走了之后，闲聊了一会机关接电话的学问，可能也是为了解除我的尴尬吧。在机关接听电话，如果来话是“喂，某某单位，我是某某某，请找某某某同志接电话。”那一定是位领导同志。一般同志与领导电话最大的区别就是，领导一般都自报家门、直呼人名。拨打电话不论谁接听，都应该讲礼貌，一般是“喂，您好，我是某某单位某某人，请帮助找某某同志接听电话，谢谢！”因为拨出电话时，很难确定是谁接的电话，客气一点永远不会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后来按大家讲的方式接听、拨打电话，确实比较顺畅、方便、得体。这里的关键是一个机关干部要熟悉身边的情况、身边的人以及周边的人，甚至要记住常联系的领导和同志的声音特点、办事风格，这样不仅仅会给你接听、拨打电话带来方便，对你的工作也会大有帮助。这是当年我在机关工作期间学到的关于电话的学问，也是领导对我机关启蒙教育的第一课。我至今相信，如果一个人在机关工作，每天大量的电话不会处理或处理不好，是很难适应机关工作需要的，也是做不好机关工作的。
机关工作无小事
既然身为单位的秘书，少不了写材料，在机关所谓写材料包括起草领导讲话稿、起草文件等公文写作工作。
我到工作单位不久，单位要召开一次全地区性的专业工作会议，我与业务科室的同志一起为领导起草了讲话稿，经过办公室主任、分管领导层层把关修改，单位领导签字批准等程序，最后就差打字印刷了。那时的讲话稿，包括各种文件和材料，都由办公室专设的打字员来处理，先由打字员照着文稿一个铅字一个铅字打印在一种特制的蜡纸上，由起草人对照原稿校对一番，发现错别字后用涂改液将错误之处加以修改，再将校改后的蜡纸铺在油印机上，用油辊子每滚一下印一张纸，不仅相当麻烦，而且劳累，由于印刷的材料数量多，手磨出水泡是常有的事。记得领导将稿子审阅后交代，在会议召开前一天晚饭前将修改定稿印好送到会议地点威海（威海当时是烟台地区的县级市）的一家宾馆给他，以免耽误会议使用。我和业务科室的同志，为会议讲话稿连续加班好几个昼夜，已经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到了会议前一天上午，其中一位老同志自告奋勇负责文稿的校对，随后交由打字员修改印刷后，我看也没看就带上文稿匆匆赶到威海，在约定时间交到领导手中，心想终于完成了任务。会议召开的当天上午议程是领导讲话，我坐在下面，本来是想随便听听，未曾想到领导开场白就讲，今天讲话没有稿子，原来印好的稿子错字连篇、质量太差，就不发给大家了。我当时脑袋“嗡”地一下炸开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会后才知道，那个老同志校对的稿子，有四五处错误，其中竟漏了一段，由于时间关系，会议来不及重新修改打印，所以领导放弃使用印好的讲话稿，自己脱稿讲话，当然实际讲话内容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印好的稿子不在会议发放而已。但我作为文稿主要起草人的秘书，深深感到失职和惭愧，只能等着领导狠狠批评一顿吧。但是，会后我找领导检讨时，领导却先肯定稿子写得不错，然后说今后文字校对要仔细一点啊，材料是一个机关的脸面，马虎大意不得！虽然不是疾风骤雨式的批评，话语不多，但句句说到点子上，我打心里服气。从此，我对校对文稿从来不敢小觑，一份正式文稿没有三校四校、五校六校，甚至更多的校改，是不敢交差的。
这件事也让我从此警钟长鸣，我明白了一个简单道理，业精于勤，事成于细，机关工作无小事，做事一定要认真细致，一些不起眼的过失，可能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这是领导对我机关启蒙教育的第二课。
第一次写调查报告
我受到领导启蒙教育第的三课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写好调查报告。那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地区机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总结基层的经验做法，推动面上的改革开放。我到单位工作刚刚一个多月，便随领导到地区所属的招远县（即今天的招远市）企业搞调查研究，第一次和领导乘坐一辆轿车下基层，心里难免有些紧张，自己对自己暗暗要求，一定要努力做得好一些，给领导留下个好印象，每到一个单位自己跑前跑后、手忙脚乱，忙得不亦乐乎。那时招远企业正在推行国有企业内部改革，我的领导是位企业管理行家，每到一个企业问得很细，看得很细，记得也很细，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常常是刨根问底儿，就连一些老厂长也经常被问卡壳了。我也跟着听、跟着看、跟着记，但许多地方听不懂，看不明，也记不下，尤其许多经济技术指标对一个文科毕业生来说就像天书一样，听着听着就搞混了，后来索性不记了。一晃我们在基层调查研究了一周多的时间，回到机关单位后，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这次调查收获不少，你把这次调查情况整理一下，写个调查报告吧，把一些企业的好经验在全区推广一下。我一听傻眼了，这次调查自己原本就没有写调查报告的准备，情况又不熟，听得又不细，记得又不多，这怎么能写出调查报告呢。我只好实话实说。领导看我尴尬的样子不像推脱，就说，再给你一个周的时间，去重新调查完成这个任务吧。我从烟台乘公共汽车到招远（那时一个单位就一两辆领导专用车，我一个小秘书是没有资格乘专车的），到曾经调查过的企业重新进行调查，白天调查，晚上整理写作，不懂的地方就请教企业的同志，查找报纸和文件，一个星期后回到单位，交给领导一份千辛万苦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心中依然忐忑不安。一天后，领导再次找我，将稿子交还我，说调查报告写得不错，整理发一期简报吧。我一看稿子被领导改得像大花脸，又补充添加了许多内容，就连标点符号都一一改过。从修改稿可以看出，我的领导虽然读书不多，但对机关公文的政策分寸、表述方式、语言把握拿捏得相当准确到位。这是我毕业到机关第一次独立完成的调查报告，也是我写的第一份文字材料。这件事不仅教会我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如何与人交谈，如何做好调查笔记，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且教我重视机关公文写作，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视毕业后的再学习、再提高问题。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位刚毕业的学生，如果不能放下架子，脚踏实地，肯于吃苦，善于思考，老老实实向实践学习，向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学习，耽于空想，眼高手低，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后来，我在国内公文写作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实在是有赖于这位领导加启蒙老师的教诲和指导，至今不敢忘怀。后来这位领导离休了，我也调离原来的工作单位，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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