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吃救济

烟台晚报 2016-12-16 00:00 大字

毛贤君

过了年,我虚岁78了,但1975年那个春节,依旧历历在目。

小年前一天,我正在烟台制革厂锅炉房打早班(早晨6点至下午2点),快下班时,副厂长兼工会主席高春景到锅炉房找我,说:“老毛子,你下班上前柜去一趟,找大任签个字,厂里给你50元钱救济。”

老皮匠称皮铺财务、供销办公地方为“前柜”,这老习惯还真难改。当年俺厂精兵简政,工会没有专职干事,任丽英既管行政又管工会财务。工人出身的高厂长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见谁都愿嘻嘻哈哈,他常说:“要得好,三辈没老少。”他喊我“老毛子”,我觉得很亲切。

交了班,到会计那儿领取救济,高厂长又嘱咐我说:“老毛子,听说你会过得吓死人,一分钱能擘成两半花,又挺孝顺的,每月开工资都全部交给你爹妈。厂子给你救济,你交给你媳妇,稀罕什么好吃的,买个酸的辣的吃,烧锅炉这么重的活,别‘磕(ka)嗒’坏了。”

我从1968年秋就被选为厂工会委员,分管宣传。此后连选连任直到1988年我调入厂工会,任专职工会干事。所以我对工人吃救济这套程序烂熟于心:先由个人写申请交给工会,经工会委员会讨论通过报厂长同意,从行政经费中开支。当时吃救济的硬杠杠有四个:即月人均生活费不够7元5角钱;冬天穿不上棉衣;银行无存款;救急不救贫,本人及家中直系亲属遇天灾人祸,病重住院。当时我既没写申请,又和父母在一起过日子,厂领导即使不给我救济,也无可挑剔,合乎情理。因我妻子和两个儿子是农村户口,生活的艰辛和困窘在厂里很出名,厂领导和工友都很疼我。所以,我虽然没开口,厂党支部领导却主动替我考虑到了,这可是我入厂12年来第一次吃救济,这浓浓情意怎不令人感激万分!更何况,这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当年茅台酒8元1瓶,我一月才挣32元5角。技术过硬的五级工,月工资才50元多一点,且全厂屈指可数,工友说五级大工匠挣高劳金(高工资)。有这50元,能过一个丰盛的好年。

第二天在班上遇到的一件事,让我又犯了难。当年,俺厂每个工人可按国家供应价(老百姓称平价)买10斤猪肉,生产一线班长还可买个猪头。而城镇户口居民,过年凭票供应,一人才给2斤猪肉,一户一个猪头。我正干着活,俺班班长王玉传一把夺下我手中的大铁锨,掏出钱递给我说:“老毛,你上前柜给我割肉买猪头,我替你看炉。”

我很不情愿地穿上黄色棉大衣接过钱,心想,不去吧,得罪头子(工友对班组长昵称);去吧,工友们误认我领了救济就割肉,大吃大喝,这不是“小嫚的脚扎煞开了”,给厂工会脸上抹黑嘛。

想来想去,我想了个办法———走在院子里或挨帮割肉时,我见人就主动打招呼,高声嚷嚷:“我替俺头子割肉买猪头。”就这样明晃晃地张罗着,把我自以为的尴尬给遮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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