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冶〉与时尚》前言

安庆晚报 2018-09-27 10:45 大字

中国古典园林为古代生活艺术的总体凝练,一座园林所反映的人文内涵与美学成就,其高度绝对不亚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就整体而言,园林包括物质载体,如楼阁亭台、花木泉石,亦包括精神载体,如美学思想、哲学思维等。若以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明代中后期的园林为社交的场域,提供了人们宴集文会的场所,也是借由其中的珍贵收藏、建筑布设,彰显拥有者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的媒介,具有标志园林主身份的文化象征作用。明代为私人园林大量出现的重要时期,不论在典籍文献中的记载,抑或在明人绘画上的记录,均足见当时的园林生活。而明代的江南,因为拥有极佳的自然、人文、社会条件,在三者的相互配合下,亦成为明代私人园林最为兴盛的区域。

《园冶》一书为中国首部园林建筑专书,代表了明代叠山建园的造园艺术顶峰,于崇祯四年(1631)成书,崇祯七年(1634)付梓。作者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明代吴江人。原为山水画家,他将其施画山水的理念与技巧布列于所构建的园林之上,使得所施作的园林享誉一时。五十三岁时,因感无力将其所能施展于更多的园林之上,而薪传无着,故穷其毕生心血与智慧,将冶园的心得与经验援笔成书,以成《园冶》。本书以明代社会的园林时尚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而《园冶》为明代园林风尚下的出版产物,体现了明代园林中的精神理想与物质文化,亦总结了明代的园林需求与审美价值。

在空间范围的设定方面,本书以江南地区为探究主体。

江南地区原本即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与浓郁的人文气氛,故于此时期之前后,在各地兴起的蓬勃造园风气中,又以江南地区为最盛。

然学者探讨江南,多本其地理定义而言,主要包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最大的范围可涉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太平、宁国、池州、徽州诸地,涵盖了今天江、浙、沪、皖四省市。而本书着眼于社会生活史与园林文化史,聚焦于江南地区的消费经济、商品交易、城市发展与水陆贸易运输,因此,涵盖的面积更广,对江南的定义更宽,亦即在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江南,包括明代南直隶的十四府四州、浙江布政使司的十一府和江西布政使司的十三府。就江南的自然条件而言。根据统计,明代苏州当时的“园林共有二百七十多处”,其中私人园林二百五十多处。园无石、水不成,园林以水为灵魂,江南境内有太湖、阳城湖、昆承湖等为数众多的

大小湖泊与水道,极具筑园的先天优势。加上太湖地区又盛产造园所需的奇美石材,为江南的园林盛景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它处若要造园,则需以河道或是陆路运送石材,如宋代将南石北送的花石纲即为一例。此外,江南水乡的优良气候环境,也为造园所需的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因此,江南得天独厚,具有先天丰富的造园自然资源。

就江南的人文条件而言。据韩明士的研究,南宋时期江南的地方精英已经逐渐崛起,开始以经营地方上的事务为主要思考核心。自南宋以降的精英,在地方主义的框架下,更多地思考地方策略,经营地方化的婚姻关系与人际互动的交流网络。于此前提之下,江南地区得到了良好的人文发展基础,乃至明代时期,江南文风鼎盛。有关明代江南地区的人才辈出,

就江南的社会条件而言。早期江南地区的工商活动,多以单一的商品贩卖与近距离的市镇商业形态为多。然而随着社会形态与风尚的变迁,商品数量增多,获利渠道多元化,社会对各种行业的接受度也开始增加。外来人口带来大量的过剩劳力,加上繁重的赋役,这些均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进而逐渐转成独立性的手工业专职,间接为苏州、松江一带能工巧匠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过于看重财利、欲望的风气,与追求华丽的消费形态,造成了社会上相互竞争奢靡的风尚,工匠的社会地位因此得到提高,进而又依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手工业中心。而江南地区奢侈华丽的竞争风气、高度发展的工艺技术与商品经济,均为明代的园林营建提供了极佳的产生背景。

综合以上自然、人文与社会的有利条件,江南地区成为明代极为繁荣富裕的区域,为兴筑园林成为一时风尚提供了优越的物质与文化契机。本文将以江南为主要研究界域,探讨明代园林风尚下的叠山行业,以及明代江南园林与消费社会的人文互动,兼及探究其中以《园冶》为视角的文人园林生活。

江南,既是明代以文人绘画著称的吴门画派的摇篮,亦为中国首部园林著作《园冶》的作者——计成的所居地。《园冶》为中国古典园林兴造的范式,乃计成集结其毕生的造园经验而成。考证文献所知,在《园冶》问世之前,从来没有一本专书系以园林建筑营造为主要论述范畴,并且图文并茂。计成身兼文人、画家与园林建筑师等三重身份,但是他的文人身份,几乎没有被任何前人研究所重视。虽《园冶》的研究已起步多时,但是多集中在其书的翻译与诠释阶段,迄今尚未见到根据其书的版本与传布作全然清楚的考证研究,更遑论以其书为研究起点探讨明代江南文人生活与园林文化的论述。

承于此故,本书想探讨的是:面对园林风尚与诸多园林撰作、园林相关产业的兴起,《园冶》在当世究竟有怎样的特殊定位?在园林文化史上,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计成其书的撰作观点,是否曾受到其文人与画家背景所影响?假若答案为肯定,那么计成的文人与画家思维,又反映在其书主体意识的哪些方面?此外,目前学界未见针对叠山师一业而进行的深入研究。在教育普及、园林兴盛、文人身份多重化的明代社会,叠山工作者的背景并不局限于艺园山匠,计成亦以画家的身份参与叠山,并且创作园林专书以满足时人叠山建园的需要。在晚明如此重视园林的风尚下,叠山师一业在明代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情况究竟如何,实在值得进一步深究了解。同时,叠山师一职的起源与称谓递变,也有必要一并思考探究。

有鉴于此,本书将以《园冶》与明代文人园林生活为思考探索的主体,集中以江南地区为研究的关注范围,希望借由此文,尝试填补目前关于《园冶》版本书以及叠山师研究的空白,并探究明代消费社会与园林产业的更加完整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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