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甘蔗（外一篇）
●黄廷洪
从我六七岁时候起，父亲就开始种甘蔗。甘蔗地是我们家老屋废墟开辟出来的园子。“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三十岁的父亲为了活命，曾经逃往景德镇瓷窑场挑窑泥。后来回家，已经妻离子散，老屋也早已倒闭。重新组成家庭以后，父亲将这片屋基开辟成菜园。
记得每年二三月间，父亲从湾沚买回来几大捆甘蔗。我们兄妹几个望着那又长又壮的甘蔗，想吃。父亲从我们贪婪的目光里知道我们的心思，但甘蔗毕竟是买了做种的，他不能满足我们那贪婪的眼神，将甘蔗断成一截一截，在每个节点涂上煤油防虫咬，然后排在整好的地垄里，盖上塑料薄膜。几场春雨之后，天渐渐暖和起来，过了清明，甘蔗苗长出来，就该移苗栽培了。栽到地里的甘蔗苗渐渐长高，过不了多久，园子里的一大片绿色便像一大片斑茅草，微风一吹，沙沙作响。
甘蔗的生长期很长，从三月初栽下地到霜降后收获，几乎要经历整个春夏秋冬四季。这期间，父亲除了在生产队劳动，大部分时间都在甘蔗地里忙碌着——锄草，松土，灌溉，盼望着到了初冬甘蔗收上来以后，能卖点钱给我们兄妹们筹点学费。盛夏时节，甘蔗地缺水，父亲从水塘里挑水，一同浇到甘蔗地里的，还有他的汗珠子。
北雁南飞之际，父亲精心伺候了大半年的甘蔗该收获了，那是我们家忙碌的日子。父亲在园子里挖甘蔗，我们兄妹几个把甘蔗从园子里扛回来。接下来，收获的甘蔗就该卖了。父亲去宣城卖甘蔗每次都要带着我，那大都是午夜刚过，我睡得正香的时候，被母亲从暖烘烘的被窝里叫起来，我们父子俩吃点东西就上了路。父亲拉着板车，板车上装着甘蔗，我坐在甘蔗上面。天幕上挂着寒星和弯月，从我家到宣城三十华里，在我童年的想象中，那已经是很远的地方了。
那时候的马路弯弯曲曲，而且有许多陡坡。父亲拉着甘蔗和我，上坡的时候气喘吁吁的，我要下来给他推车，他不让。三十里的路程走过来，一般是到了黄泥巴坎子的时候，天才大亮。早晨的宣城街上，飘荡着一股特有的气息，那是蒸包子、炸油条的店铺里传出来的。
中午，父亲买两个大馍给我当午饭，他自己嚼着从家里带来的干粮，每次都是这样。到了午后，甘蔗卖完了，我坐在板车上，父亲拉着我回家，到家的时候该是上灯火了。母亲做好了饭菜，父亲从打了补丁的衣服口袋里掏出卖甘蔗的钱，在灯下清点着，一年的辛苦劳累换成了那些零碎的钞票，父亲的满足溢于言表。
收获的甘蔗一般当年卖不完，得挖个地窖藏起来，来年开春以后再卖。父亲在门口的坎子上挖了一个地窖，将甘蔗放进窖里。但他不知道，要让甘蔗在地窖里保鲜过冬，也是很有讲究的：地窖的大小容量，地窖里的温度、湿度，以及通风状况，都要恰到好处，才能保证到了第二年打开地窖以后甘蔗不会变质。许多次，父亲满怀期盼地打开地窖，里面温度太高，含有水分的甘蔗烧坏了，绿油油的甘蔗早已变质，变得黑红黑红的，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酒糟味。看着父亲头年冬天窖藏的希望换来的却是沮丧与失望，我们也觉得心里难受。
母亲不止一次地劝父亲别再种甘蔗了，父亲固执得很。这样一来，每年春天打开地窖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甘蔗坏了，垂头丧气；甘蔗没坏，喜气洋洋。时间长了，就摸索出了窖藏甘蔗的许多经验，后来，冬天窖藏的甘蔗到了春天挖出来，就很少有坏的了。春节期间，乡下到处唱戏。父亲一边看戏，一边卖甘蔗，在他看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老了，腰开始佝偻，脸上的皱纹多了起来，起早摸黑种甘蔗、冬天春天卖甘蔗的“老本行"一直不肯丢弃。这时候，我们兄妹们都已经成家，劝说老人，日子渐渐地好了，虽然都谈不上富裕，却再也不指望他卖甘蔗的零钱了。父亲依然我行我素，每年都要在园子里种甘蔗。他种了几十年甘蔗，却并不知道种甘蔗的地也是要轮作的，年年种，长出来的甘蔗反而一年比一年小。
那年，父亲做完了八十大寿，我们再也不准他种甘蔗了。不种甘蔗的父亲不久就得了病，这一病就没有好转，直到三年以后离开了我们。乡下有句俗话：“倒吃甘蔗节节甜"，用这句话可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也可以形容我们的生活。甘蔗梢子是苦涩的，杆子是甜蜜的。我的种甘蔗的农民父亲，一生也像一根甘蔗，但甜的日子少，苦的日子多——他把甜的那一截给了我们儿女，留给自己的却是苦和涩……
书房轶事
曾经有过几个书架，说起来寒酸得可笑，有的是竹子做的，有的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放不了几本书，更多的书只能屈居在麻袋和编织袋里，或者干脆散乱地堆放在墙旮旯里。
买了新房子以后，多年来一直盼望有个宽敞明亮的书房终于成了现实。装修完毕，一排高大的书架成了书房的主角，再配上一台电脑，一张单人小床，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读书写作的空间了。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将多年积攒的一些书籍擦去灰尘，分门别类排列在书架上。
那些书，有的读过，有的没有读过；有的读了好几遍，有的只不过随便翻翻而已；有的是自己掏钱买的，有的是别人送的，还有一些是从公家揩油来的。有天晚上，我敲完电脑已经是午夜以后了，和衣躺在书房的床上，突然被一阵吵嚷声闹醒，仔细一听，这声音来自书架上。开始以为是在做梦，后来仔细一听，的确是两本书你一言我一语，吵得热火朝天。
一本书说：“你他妈算什么东西？竟然也和我放在一起，你配吗？"
另一本书说：“你嘴巴放干净点，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呆在一起吗？说实话，我一看见你就觉得恶心，替你脸红！"
一本书说：“呸！你真不要脸，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你是个非法出版物，连个正规书号都没有，是个私生子！"
另一本书毫不示弱，反唇相讥：“你以为你有个书号就了不起？你那书号从哪里来的，别人不知道我可是一清二楚，拿公家钱买来的，如今你的那个作者以权谋私，东窗事发，关到号子里去了，你神气什么？"
天啦，这是怎么了？纸印的书竟然会说话，像两个泼妇在吵嘴！我悄悄走近一看，那并列在一起的两本书一本叫《大潮集》，一本叫《脚印》，是我的两个朋友送我的。写《大潮集》的朋友曾经和我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后来做了官，当上了领导干部，那本《大潮集》收集了他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所做的报告；《脚印》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也是我的朋友，爱好文学多年，却一事无成。这部倾注了作者多年心血的作品投寄过许多出版社都石沉大海，作者不甘心，拿了几千块钱在一家小印刷厂印的，被人称作“私生子"。
“呸，你们俩个，半斤八两，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将两本书从书架上拿下来，扔了，从此，书房里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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