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榔头”
这里说的“榔头”，可不是“五连冠”时期中国女排主攻手郎平的那个“铁榔头”。我要说的“榔头”，是江南水乡特有的一种家庭用具。这种用具在老家宣城的农贸市场上，随处可见。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妇女们用来洗涤衣服时用的木头槌棒，它长不过四五十公分，重不过四五百克，这种长度和重量掂在家庭妇女手里再恰当不过了，若是长短一分或是轻重一两，妇女们都会说三道四的。江南水乡沟塘湖汊遍及，这样的地方浆洗衣服，适合于三下五除二地大兵团作战，几件几十件衣服被褥搓揉好了，往水面上一铺，“榔头”砸上一阵，纹路布眼都清晰可见。尤其是洗涤被褥这样的大块头棉布制品，有了“榔头”更是得心应手省时省心。据说这种风俗在我老家已有了上千年历史，你若在朝阳方出或是月华初上的时分出门，耳闻目睹的尽是妇女们抡“榔”槌衣的硕大场面。杜甫诗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大概就是有诗为证的意思。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苏北的军营可不是这样的。兵们洗起衣服来真是件头痛的事。他们十多二十几个围在水龙头旁，一盆盆地接下，漂洗后再一盆盆地泼去，烦人费事不说，怎能洗得干净？我家属每次来队，总要把我洗过的被单再洗上一遍，才放心在我们家属临时招待所住下。好几次等到她累得精疲力竭，这才埋怨自己怎么又忘了带根“榔头”来。我总是一笑了之，没曾想她这次还当了真，像模像样地打了电话。见我一头雾水，她莞尔一笑：明天姐姐送妈过来，我家的“榔头”这回也要随军了。
第一眼见到“榔头”是在人头攒动的火车站。白发苍苍的老岳母被姐姐搀下来时，步子竟是那样的蹒跚，我走近一看，原来她后背上有一个沉重的行囊，直到出了车站，她才肯让我打开。我剥开那一层层红绸，这才见到了“榔头”的庐山面目：那是一截有些年岁的木器，浑身呈现出深褐色，一看就是岳母用惯了的，要不怎么细心呵护呢？
后来妻子告诉我，这可不是一般的“榔头”，那是当年我那做木匠的岳父夜里砍了公社的一棵樟树的枝丫，给我岳母做的情物。那时正是大炼钢铁的年代，全公社的每一棵树都编了号，说是要为炼钢作准备。为这事我岳父差一点被公社革委会主任沿街批斗。1990年我岳父故去，岳母就不再用它，一直用红绸裹好，视若珍宝啊。
从此，随军的“榔头”在我们的家属院里唱起了欢快的歌谣。一些北方的家属们也东施效颦起来，只是她们“业余”的杰作实在是派不上用场，多数的还是到我家排队去等，往往“榔头”在这些军嫂人家一去就是连住带宿的，岳母说，这倒好，我们家的“榔头”哪是“随军”呢，分明是充公了嘛。
要不是因为将军下来检查，我们家的“榔头”还会大有用武之地的。可那一次上面不让了，说是声音传得太响影响了首长休息。岳母只得叹了口气，又用红绸裹好。从此家属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一些家属们串门时，老是问起我们家的“榔头”，似乎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似的。
“榔头”再度出山是第二年的夏季。部队去山界演习，中途回营的营长到我家来借“榔头”。他说：演习任务紧，士兵的迷彩服一层盐渍，哪有工夫洗？好在那一带的水塘多了去了，一个班的衣服放在一起，“榔头”一砸，多省时间啊。
营长说的时候，岳母的眼角湿湿的，这也只有我才看得出来。因为我们行将转业回原籍，正准备搬家呢。我正要劝岳母，那边岳母已经解开了红绸。我知道这根随军的“榔头”，按老家的风俗是要带回故乡的。岳母这样做，在情感上也是把军营当成了自己的家啊。
写下此稿时，我们已经转业回了江南小城，岳母也回到了乡下老家。我们家又新做了一根“榔头”，只是新来的它，还不十分顺手。我妻子粉嫩的小手已经磨出了好几个血泡，心里却总是想念那根随军后又扎根军营的“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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