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何家庆
□合肥沈晖
20日早晨，在微信公众号上读到“何家庆走了”消息。当时心头为之一震。他年龄比我小一大截，怎么突然就去了呢？原来，他身患癌症，曾晕倒在潜山“栝楼扶贫”路上，未及三个月即在肥遽世。
我与何家庆并不熟，虽同在一所院校，从无交集，我在汉语所编词典，他那时在生物系当实验员，高校是“隔系如隔山”的。但在四十年前，我就知道生物系有个“怪怪的人”，叫何家庆。原来我们每次到教工食堂打饭，总能时不时碰到两个人。一位是外语系70多岁的矮胖的潘蒲迁教授（曾是金陵女大高材生，留美，获英美文学、生物学双学位，独身）：她出门都要化妆一下，即使到食堂打饭也不例外——穿一身花哨考究的衣衫，步履优雅而缓慢，手提高档讲究的多层饭盒。从她身旁经过，立刻就可闻到一股“香奈儿”的奇香。另一位则是清瘦身材、个子很高、面孔黝黑，见到熟人与他招呼，张口就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喏，这不就是何家庆！”他那时大概30多岁，终年一身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蓝色涤卡中山装——而且是穿了较久，洗得掉颜色、近乎发出蔚蓝色的微光。一个大号搪瓷盆夹在腋下，大步流星。在去饭厅的路上，年轻俭朴的实验员与洋气的潘蒲迁教授的做派，形成鲜明的对比。“校园故事”演绎这道风景，常常幽默地称为“香水教授”和“黑白牙膏”。今天80岁左右的老安大人，应该都知道当年这两个人在校园里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真正与何家庆相识是1992年4月，而且给我留下的是永远抹不去的印象。
1992年春，我们汉语所组织一次徽州文化考察，与我同行的有何庆善、刘秉铮、崔思棣、胡益民、徐成志五位老师。4月6日从合肥出发，第一站是绩溪县。中午我们一行六人，准备在县城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吃饭。同行的崔思棣突然提议：我们请何家庆来一道用餐吧。他与何很熟，知道他在这里挂职任科技副县长已经一年多了。电话打到县委，不大一会，何家庆来了，上身仍然穿的是他不变的标配涤卡中山装，下身好像穿的是大半新的劳动布裤子。寒暄几句后，大家问了他在此工作情况。他话不多，简单聊了他在抓绩溪蚕种选择及桑树栽培（绩溪县有好几家丝绸厂，县里有意要发展这一特色产业）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的学术专长。此外，就是他还抽时间调查绩溪植物分布与采集标本。
饭后，他从中山装右口袋里掏出两张十块钱要付饭费，我们都一齐笑了。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时显得很尴尬。崔思棣开玩笑地说道：钱收回，绩溪是贫困县，我们给你这个寒酸县长扶贫！我们万万没有料到，何家庆这时又从上衣左袋里掏出一包牙签，分成六小袋，每人送了十几根牙签，非常平静地说：“这是我送你们的小礼物，很实用，也算我的一点心意……”
这是我一生接受到的最低廉的礼物，也是一位大学老师、挂职副县长二十多年前在餐桌上郑重送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礼物”！我之所以在文前说他“给我留下的是永远抹不去的印象”，原因即在此。现在想来，何家庆在来与我们见面之前，就已经做了准备，饭后要送我们每人一袋牙签，这就是何家庆一贯的本色，这也是何家庆不同常人之处！今天按常人思维，当年他的这一举动，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它却真真实实地发生在1992年4月6日绩溪县城的餐桌上。世事无常，当年聚会的何庆善、刘秉铮、崔思棣、胡益民四位先生都已作古，好在徐成志教授还健在，他可以为我作证，我没有一句虚言。
如今何家庆教授也归道山，诚如东坡所言：“故人已为土，衰鬓亦惊秋。”老眼昏花，特撰写小文。并以嵌名联作结，虽不工，权作心香一瓣，寄托哀思，悼念何家庆教授：
家国情怀，挂念天下贫困户。
庆逢盛世，世间少有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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