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遗嘱
父亲冯水志是一位离休老同志。1915年出生于绩溪县浩寨乡枫树坞，这是一个偏僻的山坞，位于新四军游击队根据地黄高峰脚下，进出只有一个山口，单家独户。父亲八岁丧父，十四岁学裁缝，家境贫寒。由于家庭的情况和居家的特殊地理条件，逐渐地这里就成为新四军游击队一个隐蔽的交通联络站，父亲也经常为游击队做衣服和老布袜子。1942年开始为新四军跑交通，接送情报，为此游击队还为他取了一个化名叫老聶，意思是当交通员得比别人多一只耳朵。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传递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
建国后，父亲成为一名国家干部，从1956年起为中共绩溪县历届县委委员，担任过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县委工业交通部长等职。1960年绩溪旌德两县合并，任旌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后绩旌两县分开，任旌德县旌阳公社书记、旌德县委工业交通部长等职。1981年旌德县恢复政协，任县政协党组副书记、政协副主席。1986年离休。
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和我们谈起身后之事，他坚持移风易俗，不搞土葬，要求火化，将骨灰带回老家和我母亲合墓（母亲1971年7月病故）。他竟为此写过三次遗嘱。
第一次，1980年他65岁，年过花甲，在向当时的县委书记及县委组织部要求退休的报告上，郑重地表明“遗体火化，丧事从简，不收礼物”的请求。
第二次，1989年他74岁，又写了遗嘱：“我已年逾古稀。屡发支气管炎，我母亲就是死于气喘病的，故有遗传的可能。如面临这种病情导致生命危急时，千万不要输血和注射高级营养剂维持生命，那样会给党和国家造成毫无意义的消耗和浪费”，并要求“坚决按照我的遗嘱办”。
第三次，1994年父亲80岁，他在遗嘱上写道“我已届耄耋之年。再次恳切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和对儿女们郑重嘱咐。死后一切从简，不出讣告、不告诉亲友、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收任何礼物、不做寿服、不整容、不放爆竹、不下跪，遗体就近火化，骨灰送回老家埋在亡妻胡助芝坟旁，永远在一起。坟头立一墓碑写上冯水志、胡助芝名字，落款写上儿女名字。”遗嘱中，父亲一口气交代了“九不”要求。接下来还特别写道：“经过严寒的人最懂得太阳的温暖，解放前家庭生活极端贫困，解放后由于子女多（七个子女）家底穷。如今我家的生活大为好转，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仅仅十五年的今天，我家的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全家20余口人中有干部、有工人、有农民、有军人、有医生、有教师、有学生。在成人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占80%。我有今天这个家，把这么多儿女养育成人，这一切，完全是共产党给的、人民给的，社会主义制度给的，深切希望我后代永远不忘共产党的恩情。”最后叮嘱“全体儿女并由长子百研、长媳淑芬带头执行我的遗嘱，切切为要。”
2009年2月18日，父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宣城医院里与世长辞了，享年95岁。我们兄弟姐妹一致意见，坚决按照父亲的遗嘱办理后事。在宣城殡仪馆，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流着眼泪，默默送别了父亲。父亲很安祥，他相信儿女们会按照他的遗嘱去做，他放心的睡着了，永远安息了。遗体火化后，我们捧着父亲的骨灰，驱车直达老家枫树坞，途中天下着雨，老天爷也在为我们悲泣。父亲热爱家乡，为人亲善，是村里的老长辈。乡亲们得知父亲叶落归根，几乎都到村口迎接父亲回归故里。到家时，雨停了，大家很快将父亲的骨灰和母亲合墓入土。墓碑上刻着父亲和母亲的名字，两边特别醒目的一副对联“身去音容在，寿终德望存”，说出了我们对父母亲的心声。
当日午饭后，我大弟冯百容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我和妻子惠淑芬、二弟冯百忍返程途中，到了父亲离休前的工作单位，报告了父亲去世及后事处理的全过程。单位负责同志开始感到不解，怎么没有通知单位，未能送老前辈最后一程。当我们说清了父亲的三次遗嘱，特别是其中“九不”的殷切嘱咐后，他们赞赏了父亲的高风亮节。父亲的后事按老人家的嘱咐，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父亲已离开我们八个年头了，许多往事都逐渐淡去，唯有他老人家的遗嘱，刻骨铭心。每次重温，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新闻推荐
前些天，我去绩溪老家，在鸡舍的房檐上看到一只超大的蜘蛛正在织网。只见它吐出了一根又一根的丝，将网织得足够牢了，才躲到角落里，静候猎物送上门来。我觉得挺有趣，便在旁边观看。突然，一阵嗡嗡嗡的声音传...
绩溪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绩溪县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