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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发修村志 记录村庄的“沧海桑田”

皖南晨刊 2014-11-06 02:47 大字

曹健老人在整理手稿。本报记者 汪辉 摄

“绩溪县已经有18部村志了,还有两部正在编写。”绩溪县档案局副局长邵本武说。绩溪县的村志数量,在全市乃至全省都位于前列,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有村子修了村志。最为“壮观”的上庄镇,7个行政村中有4个已经编写完成了村志。

村志,就是以某一个行政村或自然村为记述范围的志书。绩溪县的这些村志,都是村民自发编写的。

在绩溪县档案局,记者见到了这些村志,它们大小不一、厚薄不一、色彩不一,甚至格式也都不统一,但它们都是村民用自己的方式记载下来的村庄历史变迁。

曹健老人展示资料底稿。

本报记者 汪辉 摄

绩溪已经编纂完成的村志。

本报记者 金婷婷 摄

从“修谱”变为“修志”

绩溪县历史文化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国之前,不少家族一直都有修谱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延续到了现代,转变为修村志。

“谱与志相结合,更便于现代人接受。而且村志也摆脱了家族的限制,记录的范围更广。”邵本武说。

村志离不开宗谱,不少村庄在编写村志的同时,也在修宗谱。上庄镇上庄村的《上庄村志》2004年开始编写,同时开始编写的还有《绩溪县上庄行政村姓氏世系谱》。而这本“谱”,是在《绩溪上庄明经胡氏宗谱》的基础上,加入了“外姓”、女性成员,更加全面。而村志里的不少内容,也在整理这本《绩溪上庄明经胡氏宗谱》的过程中获得。

上世纪90年代,绩溪县开始编写县志,重点村庄要收集内容、整理地方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不少村参与编写县志的人发现,村中资料很多,可写的东西就更多。“县志编写的过程中,参与编写的人得到了‘培训\’,发现志书编写并不难,增强了他们编写志书的信心。”邵本武说。

“方兴修志,家兴修谱。能够修村志,也是因为我们的日子太平了,生活过得好了。”《上庄村志》的编者之一胡洪忠说。

不仅编者对修志有热情,村民也很有热情。有的提供资料,有的提供资金。上庄镇宅坦村村志《龙井春秋》编写时,村民与各自的旅外族人取得联系,除了大陆各地之外,香港、台湾、澳门及东南亚各国、美国等各地的村中族人,纷纷寄来相应资料和图片。在瀛洲镇仁里村的村志《千年仁里》的最后,有一个《〈千年仁里〉捐资芳名》,上面记录着,村民及旅外人士为村志提供的资金。

据记者了解,编写一本村志,经费大约为5-10万元,而这些经费全部出自民间捐赠。

老人义务挑起修志“大梁”

“要写一本村志,得具备三个条件,文化条件、资金条件、人才条件,缺一不可。”邵本武总结。文化条件,指有东西可以写;资金条件,指有钱可以用;人才条件,即有人来写。在绩溪,村志的编写工作,多数由村中的老人来承担。

上庄镇旺川村的老人曹健是村志《旺川古今》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今年80多岁,在编写《旺川古今》时,他已经年逾70。

说起编村志,曹健告诉记者说,这与村里的老年协会是分不开的。1998年,旺川老年协会成立,成员以老干部、老教师为主。“我们这一群人就想着能够把村里的历史文化整理整理,并且能发扬光大。”曹健说。老年协会的成员便分头开始发动,很快就得到了村民和旅外人士的支持。

“所有发起村志编写工作的都是村里有威望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捐钱捐物。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多数都是当地的文化人,同时衣食无忧,能够静心从事志书编写

作。”邵本武说。

在曹健的家里,老人从家里的阁楼上,找到了当初写《旺川古今》的底稿。“当时大家都不会用电脑,都是用手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曹健说。

《上庄村志》参与编写共有10个人,最年轻的胡洪忠当初已经60余岁,年纪最长的胡毓荣,当时70余岁。老人们走访村民,收集资料,到档案馆查阅资料。当时还没有退休的胡洪忠,暑假有16天呆在档案馆查资料。“编村志,让我们有所为,生活过得更充实。”胡洪忠说。

除了村里的文化人参与编辑,有些长期在外的本村人,为了村志的编写特地回村。上庄镇《余川村志》的主编汪本铨,长期在宁国任职。退休以后,为修村志携着老伴来到他的祖居地余川,与村志其他编委一起,历时22个月终于成书。

村志是文化的整理与传承

“村子历史都很悠久,民间有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如果不整理、保留下来,消失了,就可惜了。”曹健说,参与村志编写工作的人,都与他抱有同样的想法。绩溪的村志资料来源,村中宗谱、村民家中文献资料以及老人口述等,资料繁多,品种丰富。

宗谱是村志的重要来源。上庄镇宅坦村的胡维平,决定开始编村志时,便在村中、县里搜集各种族谱志书资料。宅坦村从明朝嘉靖丙辰年(1556年)开始,直到1920年,三百多年间,宅坦胡氏共有6个版本的宗谱,加上祠谱,堆放在一起,正好与胡维平一样高。这些宗谱祠谱中的内容,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普通人阅读有一定的困难。宅坦村志《龙井春秋》从这些谱牒资料中,吸收了宅坦胡氏的世系传承、先祖族人的生卒年、生平事迹、功名状况等。

除了宗谱,从村民口中、村民家中收集的资料也是重要方面。每个村在写村志时,编者都要做社会调研,丰富素材。胡维平就走访了村中50多位老人,他们对当年村中各种情况的回忆互为参证,成了《龙井春秋》中最近80年事迹来源的重要部分。而上庄村村民胡毓荣,从1951年就开始写日记,写了半个多世纪,他的日记也成为《上庄村志》的参考资料,丰富了建国后上庄村变迁的内容。

绩溪县村志资料丰富,写作水平较高,不少村志成书后,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龙井春秋》问世后,受到国内社会学界、社会史学界及徽学研究界的关注。这部村志的价值,在社会学、人类学及社会史学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尤为明显。《龙井春秋》在“乡风村俗”一章中,关于宅坦人“通婚半径”变化的叙述,得到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唐力行教授的肯定:“(宅坦)村志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旺川古今》中节录的《应星日记》,让这个文献得到了关注,有学者通过《应星日记》中侧面描述的民众日常生活,研究了17世纪中叶地方社会纷乱的不同侧面,透视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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