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
□黟县朱来平
曹诚英，是从徽州这块儒学根深、书香缭绕的土地上走出去的近代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遗传育种学科的奠基人和捍卫者”。同时，她又是一位女诗人，我国著名诗人也是她的同乡汪静之盛赞她“是绩溪有名的才女，她的才情远在我之上”。她更是一株凌霜傲雪、孤高不群的“山腊梅”，寂寞地播撒着缕缕迷人的清香——让她的“穈哥”、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学者胡适为之魂牵梦绕，即使是天各一方，横亘着重洋或者海峡，那股清香始终不曾在胡适心头淡去；也让后来的仰慕者、有心人为之着迷陶醉，纵然是斯人已逝、时光远去，那股清香依旧弥漫在人世间。
这是我再次读罢《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下简作《曹诚英》）这部书后写下的一段文字。
2012年11月，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喜得绩溪县胡适研究会赠送的一本新书《曹诚英》（王琦、方静编，沈阳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该书在体例上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曹诚英文存”，收录曹诚英的各类文章10篇，诗词作品16首，书信3则；下编为“纪念曹诚英”，共有诗文20篇。“纪念曹诚英”部分的作者，有的是曹诚英的同事、学生或者亲友，有的是曹诚英的仰慕者。全书分学术论文、诗词、书信、传记、散文及年谱等诸多体裁，内容非常丰富。较为全面地记述了曹诚英一生辗转奔波、命途多舛的人生经历及其在科研领域所取得的不凡业绩，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她忠贞不渝、刻骨铭心的苦恋心路，生动地展现了她过人的胆识才情和对家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曹诚英作为农学界的教授和科学家，不仅担负传道授业的职责，更注重科学研究。“一切推理都必须从观察与实验得来。”（伽利略语）曹诚英遵循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她从事科学研究正是在实验观察的基础上，重视数据分析。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复旦农学院，“搞科研条件不具备，曹诚英便在宿舍楼前园地开辟出约两平方米大的试验田。她的身体不好，经不起长时间在地里蹲着，她每次做试验都带一个小板凳，坐在地里搞马铃薯杂交试验”（该书p177）；在沈阳农大时，“在品种杂交试种期间，她每天要到试验地去，播种的时候她要求助教一定要带上尺子，以保证密植的精度”（该书p185）。正是凭着这种不畏艰辛、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让曹诚英在农学界享有盛誉。她的《中棉杂交势研究》等诸篇学术论文，记录了试验过程和由此得出的科学结论。曹诚英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特殊年代，不顾个人安危，依然捍卫科学真理。曹诚英主攻的遗产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国内是一边倒地信奉苏联的李森科—米丘林学派，而视西方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为一无是处。而滑稽的是，对科学学派的信奉与否，依据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其他。在这种情势下，对真理的捍卫与坚持是要有大无畏的勇气的。曹诚英撰文《应当解除顾虑》公开发表，她是“农学院教授中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批判李森科学说的教授”。后来的事实证明，曹诚英坚持的是正确的。曹诚英，在严格确定的科学事实的面前，勇于维护真理，反对独断、虚伪和谬误。一个弱女子如此忠于事实、捍卫科学真理的精神，是足以让今天那些一味唯唯诺诺的学人们汗颜的。
当然，后人对书中更感兴趣的或许是作为胡适的“三个月亮”之一的“山月亮”曹诚英的情感历程。曹胡之恋，感天动地。曹诚英谓之“梦魂无赖苦缠绵”（该书p62），“朱颜青鬓都消改，唯剩痴情在”（该书p60）；胡适谓之“我们蜜也似的相爱，心里很满足了”（该书p124），“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该书p269）。
这也应该成为本书的精彩所在。“纪念曹诚英”部分有查辅成的《才女曹诚英》、初国卿的《绝世烟霞》等文章，对之做了详尽细致的叙述。除此之外，也散见于书里不少篇章之中。然而这样一段传闻久远、为人乐道的凄美恋情，只因被时间迷雾遮掩，不少细节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本书的作者们，没有只顾为了吸人眼球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而去捕风捉影，闭门造车，杜撰“一家之言”以博得“好看好玩”之虚名。作者们怀着对先贤的诚心敬意，以认真、严谨的态度，深入调查，细致辨析，拨开迷雾，尽可能还原真相。书的序言作者刘艳、编者之一王琦、“年谱”的作者查辅成等，都到过曹诚英的家乡绩溪，有的还不止一次，都走在“寻找曹诚英的路上”。在他们的文中，援引大量的资料，如述二人烟霞之恋，引《胡适日记》的内容以佐证（（该书p123、（该书p254等多处），写到胡适的“家庭革命”“刀剪交锋”一幕时，就有“援引资料证明，胡适远房表弟石原皋对此提供了证明”（该书p131），引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阳》介绍胡适的“三个月亮”（该书p142）等；引述知情人的介绍，如描写曹诚英的家乡旺川，是“据村中耄耋老人介绍”，关于曹诚英晚年托付给好友汪静之的“材料”的下落，就引述汪静之长子飞白先生的说法。对有些至今没有定论的，作者将不同说法同时列出，不做判断，让读者自己理解，如建国前夕胡适离开大陆之前的曹胡会面情形（该书p156），1972年曹诚英之所以选择到上海治病的情况（该书p172）。作者们在创作上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值得嘉许的，也与胡适“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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