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者的背影
（上接第六版）但当导演将他们要拍摄这部片子的构想和意义与我作了交流之后，我感到这件事应该做，而且应该把它做好。尤其是当我在导演那里看到路遥生前留下的几段影像资料和一摞照片后，我忽然感到一阵难过。影像中的那个我熟悉的身影离开这个忧患重重的世界快20年了。这么一个博学多才、生动活泼、嬉笑怒骂、挥洒自如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我的这种惋惜，所包含的更多的意思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很难找到像他那样，为使方块汉字能够码出更精粹的小说艺术，而甘愿为这门艺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人了。在这个一切以投资牟利为目的的商品时代，作家的创作已丧失了精神的灵光，而路遥能凭着坚韧、能耐着性子来收取身后的这笔“盈利”，仅此一点，让我感到，在他面前，我除了惭愧，还感到卑微。
怎么来说这个人呢？我们瞎子摸象式的讲述又怎能将一个内涵丰富、多棱多面、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路遥给完整地讲述出来呢？余生也晚，不敢妄言阅人无数，但我还很少见过像路遥这样，集人的多种矛盾性格于一身，而这种矛盾性格在他的身上又总是显得那么和谐。他高贵、有气度，在许多公众场合显得彬彬有礼、优雅得体，但有时又很粗俗，不检细行，遇上喜庆或愤怒的事情爱以爆粗口来表
达彼时的情绪。他沉稳老练，像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坛老手，更像是一名期待恶战的老兵，但有时又天真如孩童，时不时地不知会从哪里冒出一股“傻”气来。他嫉恶如仇，欺强而不凌弱。对我们常说的端方君子有时会显得不敬，但对卑鄙污浊的势利小人和爱“扎势”屑小之徒却不依不饶。他不拒绝美味大餐，但对各种杂食小吃却情有独钟。有时，你会看到他翘着兰花指在优雅地搅动着刚冲好的一杯咖啡，但左手却捧着一个夹着一条大葱的冷馒头在大啃大嚼。他活得坦荡真诚，从来不委屈自己。尽管有人对他的有些行事方式颇有微词，但转念一想：我们的那张用来衡量人的道德观、廉耻观和价值取向的浅簸箕又怎能盛得下一只巨斗所倾倒出来的这堆谷物呢？
每年的立秋前后，路遥总要回一趟陕北。可谁能想到，1992年的陕北之行竟成了他与这块故土的诀别。他8月初到延安，我们还在宾馆闲谝了半后晌。当时，他神色显得有些疲惫，脸色发灰，印堂发暗，没想到两天之后，便因检查出肝硬化腹水，住进了当时被称为地区医院的传染科，未过一个月，又被转到西安西京医院，11月17日早晨8点20分，因病情恶化，遽然去世。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正值春秋鼎盛的敦实汉子，怎么在不到120天的时间里，说殁就殁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难过得缓不过神来，我即刻想到老冯送给他的那只泥塑牛，那个低垂着头颅，引颈曲背，奋力将沉重的犁铧从沟底往山顶拉的牛的身躯，在这一刻不时地与路遥的身影在我眼前交错、重叠，晃来晃去，最后隐没在黄风弥漫的大山里。
我写过两篇悼念路遥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叫《南院十八号》。我所说的南院，其实是甘泉县招待所。那里过去有一排座北朝南的两层窑洞，一层是石窑，一层是薄壳。从1979年到1981年的近三年间，路遥断断续续在南院两个窑洞组成的套窑里写他的成名作——《人生》。据我所知，《人生》的第一稿写废，第二稿写成后觉得还不满意，一直到1981年初夏，路遥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的考虑上，经过长达三年、类似分娩难产的痛苦折磨后，终于得到了“神的亲昵”和灵感的眷顾，让他的创作穿越了障碍，进入了对思想和艺术准确把握的实际表现。正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灵感是一种敏捷地感受印象的情绪”。路遥将这种情绪完整地保留了28天，终于为一部个人的立身之作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为人类的精神宝库里又添置了一份不动产。
路遥去世的那年冬天，我在甘泉采访，恰巧被安排在路遥写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这间套窑里。夜间，窑里生起了炉火，火光映照着四壁。我坐在路遥当年创作时坐过的那把椅子上，静静地吸着烟，感受着窑内散发出的一种淡淡忧伤和与我当时的心境相吻合的沉郁气氛。我突然想起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散文家华盛顿·欧文在游览西敏大寺内的“诗人祠”时所发的一段内心独白：但愿世人都珍重作家的声名，因为作家的声名并非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获取而得，它是以不断施予快乐和善行所换来的。但愿后世能永远纪念他的恩赐，因为他所遗留下来的，并非空洞的名字和虚夸的行为，而是智慧的宝库，思想的结晶和珠玑的文字。
路遥去世之后，在我所见到的各类纪念文章、挽词和唁电中，对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多有褒奖。他所创作的每一部作品中所散发出的人性的温暖，所表现出的朴实的、具有诗性意味的道德力量，所开掘出的罪恶掩盖下的善良和所表现出的对苦难的包容与超越的博大胸怀，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在文学圈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李建军
博士在《文学写作诸问题》一文中，曾表述过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新”字号的“小说家”在文章里攻击完托尔斯泰“矫情”之后，气宇轩昂地宣布：路遥的小说，读一页给50元钱他也不干！李博士感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字号“小说家”大概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不认识。当然，对一个人的作品，各有各的美学评判，各有各的喜好，未必过于较真。在这里，我讲两个人对路遥去世后的反应，从中或可看出某些端倪。路遥去世的那年冬天，我的朋友在京城遇见了一位当时风头正劲的“京派”小说家，说起路遥去世，他冷冰冰地撂了一句：“怪谁？”当时，朋友对他的这种反应十分反感，甚至有些愤怒。事后，他对我谈及此事，我说，这是一句没有恶意、而且对路遥的英年早逝有几分惋惜的好话。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悠着点。为文学搭上性命划不来。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达，是他不了解路遥。正像住在豪宅里用惯了天然气的贵妇人永远不会体会拾煤渣的老婆子所经受的辛酸一样。另一位是我心仪的诗人、散文家周涛。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路遥去世的消息，看着看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哭毕，他自问：我为什么
会如此动情地来哭路遥呢？我们是相交已久的朋友吗？不是。他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我对他有一种崇拜和敬仰之情吗？好像也不是。周涛不无遗憾地认为：“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构筑这样一部艺术准备尚不充足的长卷，是笨了些。”但路遥的死却引起了他深切的悲痛。“当这个平凡的世界失去了这个平凡的人时，突然显示了他真实的意义。”“不管他的作品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汰选和剥蚀，不管他倾生命之血而完成的这部长卷是否具有艺术的价值，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从此，人世间不会有这么一个名为路遥的写出的哪怕粗糙的文字了。”周涛的这种表达是真诚的。吃文学这碗饭，才华很重要。人们可以对他是否具有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精典作品的才华有所质疑，但必须尊重他对文学事业所具有的这种献身精神。“一个西北的黄壤中出生的人，用他显得笨拙的生命给这个职业增加了份量。”路遥的去世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其真实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文汇山的山脉蜿蜒起伏，向南延伸的山坡上长满了松柏和五角枫。秋来，在一片凝重的翠绿中可以看到点缀其间的枫叶灼灼如炬，让人联想到夏花之绚丽和秋叶之静美。有一年清明时节，在离文汇山不远的一个山坡上给岳父烧完香纸后，我转山
来到路遥的墓地。看着春草浅发的连绵群山和安卧在山间的累累坟冢，让人想起希尔沃的一句箴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永远是沉默的：思想、命运和坟墓。想起路遥短暂而苦难的一生，想起活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望着山间累累荒坟前升起的袅袅青烟，我不由思绪万千，悲从衷来。大地呀！我们的胎盘和墓地。你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想起人生的艰难，想起路遥，包括像路遥一样喜欢思考的余生者，大都活得很苦。“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究竟哪一个更好，唯有神知道。”大哲苏格拉底如是说。
1956年的冬天，在清寂寒冷的清（涧）延（川）路上，走着两个人。一个是还不满7周岁的路遥，一个是他的父亲王玉宽。父亲要将年幼的路遥过继到延川去，这事不能让路遥知道。第一次跟着父亲出远门的路遥心中充满期待与好奇。他走上一段路，便央告父亲来背他。就这样，“三马站”的“官道”父子俩没明没黑走了整整两天。这是路遥最早的一次人生跋涉，其间充满了悲凉与辛酸。谁能想到，这个将自己的笔名取作路遥的人，后来成为一个文学朝圣路上的圣徒。他手持一杖一钵，义无返顾地在这条路上行走，像追日的夸父，“最后倒在了干渴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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