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谊密先生赈灾往事
在历史长河中，每当灾害降临，历代仁人志士和先贤都能奔赴灾区，救民于水火。我的曾祖父余谊密先生于上世纪初在芜湖和安徽赈济委员会工作期间，就曾参与过很多赈灾事宜。
民国初年，余谊密先生在任怀宁、南陵县长后，1915年调到皖南商业繁荣的芜湖县任知事（县行政长官）。芜湖全境皆圩，水灾迭见，县内农民苦不堪言。先生上任不几日，即轻车简从，深入田间和农民家中实地考察并听取意见，着手制订冬季筑堤加固，夏季组织人力防洪的方案，未雨绸缪，坚持不懈。冬季农闲时他组织技术人员和广大农民将主挡水圩堤一律加高培厚一米，夯实、夯结。同时又建起控、排水闸进行调控，资金全由县财政拨付，农民只需出工不用出钱。他还经常亲临现场检查指导，使芜湖四境圩堤破堤由过去的一二十年一遇提高到五六十年一遇，大大增强了圩堤的防洪能力，减轻了夏季防洪之压力。这是先生从政期间着力于防灾减灾的得意之笔。
1919年夏，芜湖万春圩漫决，先生率领广大农民抢堵决口，不分昼夜，同时又募款筹粮赈济灾民，救活受灾人口难以计算，还竭力加固圩堤，并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在抢救麻浦圩险情时，他险些坠身江流。在先生的带领下，“冬筑夏防”的方案得以有效落实，在他以后的县长任期内，当地破圩、水淹灾情鲜见，水灾得到有效控制。
1930年，安徽省水灾筹照会成立。其时，担任过安徽省长的许世英（安徽东至县人）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此时，陈调元第三次担任安徽省长，在许世英的多次推举下，陈调元任命余谊密先生为安徽省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此举在陈调元来说是想借先生与许世英属同年旧交的关系能多筹些赈款。其时适值江淮泛滥，大水成灾，灾民流离失所，急待救援。这是先生继担任省政务厅厅长（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财政厅厅长、代理省长后的又一新的工作岗位，亦是先生所热衷的扶危济困的重要工作岗位，更是他人生的最后工作岗位。因此先生一改以往履新职总是推辞的习惯，欣然接受任命。
先生接任后，立刻带领省赈济会的同仁分成两组，启程前往淮南、淮北灾区实地勘灾，另一组则筹集救灾物资发放赈济和安顿灾民。自己则以近60岁的高龄亲赴上海与国赈会许委员长及水灾会朱子桥将军接洽、筹集官议各赈，筹得赈款和赈物立即派员发放到灾民手中，不敢有丝毫的差错出现。对属下他经常叮嘱：救灾如救火，更是救命，该办能办的一定要快办！在先生的努力下，当年两淮灾区竟无一人饿死、病死，众灾民迅速得到了妥善安置，同时迅速投入生产自救之中。
当时的安徽水灾筹照会是以皖人自行发动募捐救济灾民的民间机构，省赈济委员会是半官方的救灾机构，担任这一机构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带领有经济实力的人具体组织实施，而从事救灾工作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往往在于资金短缺，难以满足灾情、灾民之急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伯父、谊密先生嫡长孙世仪先生回国探亲祭祖时曾亲口对我说：你曾祖父在主持省赈务工作时，面临资金紧张往往都将自己的工资全部捐出，家里的老小都顾不上了，你曾祖母为此常有抱怨，到1933年底，平均每年要捐出半年以上的工资，这主要是因为他出身贫寒，见不得灾民缺吃少穿，苦民所苦，救民所需。
1931年，全国赈济会议在上海召开，会期为五天，曾祖父代表安徽省出席会议，当车行至安徽水灾会门前时与侧旁一辆疾驰车相撞，车上所有人都受了伤，曾祖父年岁最大，伤势最重，左髋骨骨折，不能行走，同行人欲将先生送往医院治疗，先生不肯，说：“这是救灾会议，救灾如救命，还有多少灾民正等着我们呢……”遂叫人扶他去参加会议，待会议结束时已是第五天了，已经耽误了及时治疗时间，疼痛加剧不能站立，回来时只能躺在车上，下车时由人抬回家中。后才请伤科医生治疗，由于已是60岁的人了，所以先后治疗三年均不见大效，行走仍不方便。而对上海会议上所布置的各项赈灾工作任务，他即使是躺在床上，也逐项安排手下一一办妥，使当年皖省的赈灾工作始终位于全国前列。
先生因公所造成的腿伤一直未痊愈，1935年他带着因公所留的伤痛离开了人间。
余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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