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家会馆“安徽造”

○芜湖会馆曾设于北京前门附近

○孙中山先生曾五次光临的北京湖广会馆（资料图片）

会馆，创建于明初，盛行于明清和民国时期，一种地缘或业缘性的传统社会组织，是同乡人或同业人在京城或都市里创建的“聚会寄居场所”。旧时的学子、商人或进城闯荡的漂泊者，都可凭同乡或同业的关系免费或少费寄居在这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会馆文化”。毛泽东、孙中山、鲁迅、沈从文、丁玲等都曾得益于会馆之助。那么，谁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会馆呢？历史把这个荣誉记在了安徽人身上。

芜湖会馆：中国“会馆之父”

明永乐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422年，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不久，一家名叫“京都芜湖会馆”的公所就在皇城根下的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内挂牌面世，算起来，距今已有590余年的历史了。这是当今历史学者们公认的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会馆。据史料载，会馆规模在当时十分了得：东西两院，各矗立着一株高大的香椿树。正厅有3间，各式厢房小屋16间，沿街铺面房屋7间，灰棚房6间，面积约100平方丈。

那么，是谁创建了这被称为“中国首家”的会馆呢？此人是一位名叫俞谟的芜湖人。

俞谟，字克端，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以选贡的身份任南京户部主事，相当于现在财政部的局级干部，迁都北京后转任工部主事，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航政等。他的父亲俞季忠也因此被永乐皇帝朱棣封为承德郎，安排在北京工部营缮司内担任主事。这时在京城内做官的芜湖人不少。

众所周知，明朝自迁都北京后，政治经济中心北移。芜湖商人纷至沓来，寻求俞季忠、俞谟父子等人帮助；芜湖举子入京会试照例要拜访京都的芜湖籍官员，希望他们能在食宿上提供方便；在京的一批芜湖籍官员远离家乡千里之远，也迫切需要通过聚会来祭祖敬贤或排解思乡之忧。这就促使了经济实力较为强大的俞谟萌生出创建公所的念头。于是，他自掏腰包，在前门外“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把“京都芜湖会馆”推到了历史的平台上。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中国之最“京都芜湖会馆”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诞生了。

据会馆史研究者胡光明教授等人说，“京都芜湖会馆”挂牌之后，“各州县在京官商，纷纷效仿，慷慨乐输，京中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形成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观”。而这之后的数十年间，各省在京师纷纷以建会馆为时尚，“这些会馆大体有三类：一是为官绅乔寓之馆；二是既为官绅又为科举士子住居的馆所；三是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

会馆到底干些啥？

应该说，北京会馆的大批兴建，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隋唐以来，封建王朝均设科举考试选拔官吏，明清时尤盛。鼎盛时代“学而优则仕”之风，将各省举子刮进了京城，京城的异乡客从明代开始渐渐地多了起来。在京城举行的三年一次的会试，各省的举人皆可应考。会试录取的贡士，还要参加皇帝亲自策问的殿试。所以早在宋元时期，民间已有“状元店”，是专门接待举子的客店。明清时北京的一些民户也出租单间客房，以供来京考试的举子食宿，称作“状元吉寓”。这些店寓房金昂贵，一般贫寒的秀才是租不起的。所以举子们迫切盼望能够有一个初次来京即能找到的、凭借乡谊能相互照应的同乡住处，于是会馆应运而生。

会馆中川流不息的暂住人口，通过京师的文化集聚效应和政治辐射功能，有效地把本邑文化带到了北京。据史料载，乾隆、嘉庆两朝是北京会馆发展最快的时期，至光绪年间已发展到四百余所。就是到了民国时期，北京尚存的会馆有402所。

据记载，这些会馆分为县馆、州(府)馆、省馆三级，都是开放性的，对本乡本土人士，不分贫富，都给以服务；对乡土以外的文化，不分地域的差异，做到融合互济，这就使会馆的管理富有创新精神，不是世人理解的“崇乡谊”的狭隘与自封。会馆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既保持传统，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出自己独有的作用和存在的必要性。 

这些会馆，尽管规模大小不一，但它是各地域文化在京城展示的窗口和物化标志，因此许多会馆不仅房屋建筑很有讲究有特色，地方文化元素也有不少体现。而且，会馆除招待应试的本乡举子之外， 还兼有联络旅京同乡的作用。

据史料载，会馆里经常会举办一些同乡活动，并在逢年过节时开展各种祭祖活动，祀乡贤、聚餐唱戏等，并且慢慢都融入了北京的饮食和戏曲、杂耍，成为知名的“北京饮食”、“北京杂耍”，成为北京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乡人有高中“三鼎甲”( 即状元、榜眼、探花) 的，要在会馆里设宴庆贺，还要在会馆门上或厅内悬挂一块匾额以示荣耀，有的会馆有宰相、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大学士、大司马、大司徒、太师、总督等大小匾牌数十块之多。

每处会馆都有一部历史，记载这些历史的，除碑文，便是会馆的楹联、馆诗、碑记等，但都与会馆的活动及名人趣事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这是研究中国书法、文化、名人逸事的宝贵资料。这些都为勉励后学，为士人树立榜样，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会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需要有一定形式的管理组织。经营管理一般由旅京同乡共同负责，但管理大权实际由同乡中在京居官地位高、有声望的人掌握。在馆长、董事等领导下，会馆的日常实际是由“长班”来进行的。长班是会馆的实际“中心”人物。有的会馆长班世袭，个别竟有的达五六代之久。这些人对本籍在京同乡尤其是其中的京官、巨商等情况熟悉，对警察厅等市政管理部门熟悉，对会馆的事务熟悉。

“京城第一会馆”也属安徽

时至今日，虽然大多数会馆已经面目全非，但也有少数会馆被当作历史文物得以保存下来。这其中素有“京城第一会馆”美称的安徽会馆就算一个。

根据相关史料，我们看到，安徽会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3号、25号和27号。是北京最著名的会馆之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清同治五年，馆址孙公园原为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寓所“孙公园”的一部分。

会馆是庙堂式建筑，为中、东、西三路三大套院，每路皆为四进，还有清式戏楼、思敬堂、藤闲吟屋、龙光燕誉堂等。会馆分大门位于中路前端，面阔5间。正房文聚堂内悬挂书有皖籍中试者姓名的匾额。套院中有祭祀朱熹及历代名臣的神楼。戏楼是中路规模最大的建筑，系旧京四大会馆戏楼之一。东路为乡贤祠，有思敬堂、奎光阁等建筑。西路为接待用房。北部原有花园，有假山、亭阁、池塘和小桥等，馆北有园。会馆内亭馆廊树俱备，屋数百间，总面积达9000多平方米。清康熙年间，洪升创作的《长生殿》曾在这里的大戏楼演出。

据史料记载，直隶总督“李合肥”李鸿章也与安徽会馆有联系呢。李鸿章曾在此接待过朝鲜使臣。与其他省籍会馆不同，安徽会馆只接待在职的州、县级官员和副参将以上的实权人物。光绪二十六年会馆为八国联军所占，设德军司令部于此，附近房屋遭焚毁。会馆建筑除花园已无存外，基本格局保持尚好。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会馆的发展有其特殊的意义。研究会馆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体味北京会馆文化的意蕴，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其对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作用。□ 姚永森 程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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