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能“作”的日子 张艳茜
小时候，当我们不懂事、能闹腾、调皮捣蛋，或者做事不争气、不安分、行为举止表现极端的时候，大人们常用这个字来训斥我们——“作”！而我可是在这个字的声音里长大的。
其实，我小时候很听话，一直看大人和哥哥姐姐们的脸色行事，让我去东，我肯定不会向西。但无论怎样小心翼翼，肯定也有做得不能让他们满意的时候。比如没有带好弟弟，偶尔在外玩忘了时间回家吵醒熟睡的家人，比如自己瞎鼓捣做饭、放多了佐料或者乱了程序导致饭菜浪费等等。这时，就会得到一声高过一声的训斥，其中得到最多的就是“作”。但是，在我最能“作”的时候，我的家人却没有对我说过一次，而是全力支持了我，生怕我受到一点委屈，不能坚持将“作”进行到底。
1980年，我差了7分高考落榜。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复杂，没有一二三批本科这一说，只有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之分，我的这7分之差，就是没上大学录取分数线。高考落榜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我却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而把责任都算在十冶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上。
事实上，我们的老师都非常优秀。当年只有17岁、鼠目寸光的我认识不到这些。但我的决心很坚定，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我和另一个报考外语学院、也仅差几分落榜的女同学阿兰，心“大”的感觉十冶无法满足我们。我俩走火入魔一般，一心要离开十冶子弟学校补习班，迷信外面的和尚会念经，非要去一所保证我们能顺利考进大学的中学读书。
我们托熟人找关系好不容易进了华阴县的岳庙中学。这所学校虽然位于华阴县城里，又是住校，但是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与乡村有着无法隔断的血脉联系。很多同学每周回乡下一次，从家里带些干粮——大饼、馒头还有苞米面窝头，然后就着辣子、咸菜，喝白开水就是一顿饭。学校食堂保持着乡间的习惯，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四点开两顿饭。我和阿兰在岳庙中学只上了一周的课，就仓皇逃离了，我们是被饿逃的。
无奈，只好回到十冶学校，母校和老师很友善地接纳了我们。但是我和阿兰并没有就此罢休，继续着我们的“作”，开始寻找另一个“会念经的和尚”。期间，我妈妈的徒弟带着我们去过华县的柳林中学，因为和岳庙中学一样的作息时间而作罢。我自作主张给在杭州的二姑写了封信，希望能到杭州去补习。好在二姑一家亲戚观念很淡薄，没有把我的话当真。
转眼离高考不足五个月了。没有停止“作”的我和阿兰，春节过后再一次离开了十冶，离开了华阴县桃下小镇。十冶学校教我们的语文老师—李家苞先生，当时刚刚调到西安统计学院（现在的西安财经学院）任教不久，就为我们联系好了西安市85中的高考文科补习班。接到李老师的信，我俩毫不犹豫地就乘火车赶到了西安。
顺利在85中补习班报了名，住的问题却无法解决。忘记阿兰当时住到了哪里？我被我大姐夫的妹妹、已经是陕西师大中文系大学生的安平，收留在陕西师大她的宿舍里，与她打对脚挤在一张窄窄的床上。那又是难熬的一周时间。每天我很早就起床了，在师大学生灶带上安平为我买的早点，匆匆步行三站路来到85中上课；中午饭就在街上凑合一顿，晚上回到师大住下。
苦恼的不在于每天的辛苦奔波，而是与师大大学生在一起时我无法克服的自卑。走在校园里，我总觉得芒刺在背，仿佛所有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这个身份不明的人。
就在我为住处犯愁时，李老师又一次帮了我。学校为他们家分配了三间平房，他将其中一间房子清理干净，安顿我和阿兰住了进去。
1981年7月，作为陕西省华阴县文科状元，我顺利地被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来自华阴县一个企业子弟学校的我，读书与见识都少得可怜，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在喜悦中自卑着，我知道自己其实就是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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